班里面很快就有流言，说我和小飞彼此作弊，还帮助傻大红作弊，我相信这都是班长和学习委员的报复，他们是老师的红人，小刘老师和罗青衣肯定听到了不少小报告。有一天放学，我和小飞一起去地坛公园，这所公园就在我们学校旁边，路上我问他：“罗青衣找你谈话了没有？”小飞说：“没有啊。”我说：“我们还是小心点儿，反正我打死也不会承认作弊。”小飞点头。我们之间的信任感不用多说啥，但我告诉他一定要小心罗青衣：“你等着吧，罗青衣一定会找你谈话的，就算不说考试传纸条的事儿，也会和你谈更恶心的话！”“谈什么更恶心的话？”罗青衣找班里每个男生都谈过，谈遗精，谈手淫，他用一种特别婉转的方式去询问细节，弄得每个人都非常窘迫，最后这成为大家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儿，要是哪个同学忽然被罗青衣叫去，他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问：“你被谈过了？”被问到的人会不好意思，但大家嘻嘻哈哈的也就应付过去。我把这个情况向小飞汇报，他听了有点儿哭笑不得。

地坛公园里有许多古树，深秋时节，落叶在地上积攒得很厚，我们踩在上面，像踏着一层厚厚的地毯，我们走到树林中间停下，这时候感觉四周的树把我们包裹起来，宁静又安全，小飞忽然开口：“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我看着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你说。”

“有人会给我写信，但我在学校里不方便收信，我不想让罗青衣知道我收到过信，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收。来信会写你的名字，你转给我，但你不能偷看。”

“好，没问题！我不会偷看的，也不会弄丢的。”

那时候，一封来信是郑重其事的，学校传达室外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哪几位同学收到了信，小黑板上就会写上他们的名字，他自己没看到，别人也会留意，告诉他“传达室有你的信”。全学校都会知道你收到了一封信。谁收到的信越多，谁就会被羡慕，我们年级有个女生，参加过合唱团，去过苏联表演，她收到的信最多，还有外国人给她写的信。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信，我参加过《中国青年报》的知识竞赛，把自己的答卷寄出去之后，天天盼着报社能给我发得奖通知，我还给《北京晚报》写过信，对他们的“五色土”副刊提出意见，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回信。接到小飞这个任务之后，我非常焦急的等待那封神秘的来信，盼望我的名字出现在小黑板上，每个同学都会在小黑板上看见我的名字。我不仅可以一份神秘——你们不知道是谁给我写的信，还可以保持另一份神秘——你们也不知道这封信到底是写给谁的。我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来信，我向小飞询问，他说，不着急，很快就来。信果然很快就来了，每周一封，每周一的中午或者周二的早上，我会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黑板上，我走进传达室去拿信，然后擦掉小黑板上我的名字。白色的信封，左下角是一株山茶花，寄信人那一栏写着“本市”，信封上的字非常工整。我每次都把信偷偷交给小飞，夹在一本书里，或者在厕所里递给他，这样我们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

第六封信来到时，我遇到了麻烦，那是周二的早上，我看见小黑板上照例有我的名字，我走进传达室，取了信，刚要往外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赵狗子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堵在了门口，我心跳的厉害，但还能装作若无其事：“赵老师好。”赵狗子盯着我手里的信：“最近你收到的信很多啊，是什么人给你写的信？”我回答：“我的小学同学。”赵狗子盯着我的眼睛，让我不寒而栗，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我有点儿慌神儿了，我承认，我一直非常怕他，从来不敢和他有丝毫的顶撞。关于赵狗子，一直有一个吓人的传说，说他会发羊角疯，一年前曾经发作一次，他会自动的原地转圈，直到自己晕倒为止，还口吐白沫，同学们私下里这么传，但谁也没亲眼看见。这本来可以成为大家取笑他的把柄，但没人敢拿这个来取笑他，说起赵狗子的癫痫病好像赵狗子是吸血鬼一样，我看着他的眼睛，害怕他忽然原地转圈口吐白沫。赵狗子看着我说：“你把信拆开看看。”我委屈，不争气的好像要哭出来：“这是我的信。”赵狗子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信，我不会拆你的信，我要求你自己拆开看，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就当着我的面拆开来看。”

我哆嗦着，想违抗命令，然后听见他低沉的重复了一句：“拆开看！”我忍着泪，撕开信封，摊开信纸，我看见了第一字，如五雷轰顶，我看见了落款，如晴天霹雳，那是两个英文单词，日后我们会重复使用一万次，会变得好不稀奇，会变得平庸，会是普通的客套，开头那个字是“Dear”，落款是“Yours”，那是第一次，我打开一份信，看见有一个人管我叫“亲爱的”，第一次看见有一个人说“你的”，尽管我们当时已经学过用英文写信，但真看到这两个词，还是会把它转换到中文语境，“你的”“亲爱的”，我完全忘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写给我的，我手里拿着这张薄薄的信纸，想把它贴在胸膛上，我的眼泪涌上来，不是害怕，而是为那两个单词，“亲爱的”，“你的”，仿佛一个女生贴在我的耳边，轻轻的念出来“亲爱的”，然后是一片沉默，然后她又说“你的”，我像个男子汉一样镇定下来，看着赵狗子，我觉得让赵狗子看一眼这封信都会是一种玷污，但还是翻过来给他看了一眼，这是一封英语信，我确信他看不懂，我的谎言沉稳老练：“这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写信练英语。”赵狗子扫了一眼，和我对视，我坦然的应向他的目光，直到他的眼神退缩：“你上课去吧。”

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我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好像世间真的有了这么一个人，等着我去找她，我要找到她，我要对她说“亲爱的”。

在小飞来之前，我的成绩在班里差不多是第三名，数理化三科考好了，我差不多能拿300分，英语和语文能得90分，政治只能得70分。政治是我最不喜欢的课程，任老师讲课的时候很端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小腹之下，后来我才知道，好多干部都愿意摆出这样的造型，但当时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任意球”，因为他那样子太像是护着裤裆的排人墙的球员了，任意球先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然后说我们都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初二开始讲中国最近100多年是怎么被人欺负的，他讲英国舰队驶向大沽口，我听着好像他们要来我们学校门口堵着抢钱似的，他讲英法联军欺负我们，讲日本欺负我们，讲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然后说现在的外国也欺负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陈景润那么了不起都没拿到诺贝尔数学奖，就是因为外国人欺负我们。当时我是打算给中国拿一个物理学的诺贝尔奖的，或者是医学奖，所以我知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我满是疑惑的举起手来，怯生生的说：“任老师，诺贝尔好像没有数学奖。”班上有几个同学窃窃私语，“就是啊，诺贝尔好像就是没有数学奖”，任老师笑了：“是吗？我说陈景润怎么没拿诺贝尔奖呢？坐下吧。”我坐下来，任老师继续讲我们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数理化成绩好了就不重视政治。这是初二时候的事，从那以后我的政治课就再也没有上过80分。初三的时候他开始讲“十二大”，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且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诺贝尔有没有数学奖都不知道，我就没必要再听他说什么。

班长和学习委员轮换占据成绩第一的位置，两个都是女的，她们的三项文科都在97分以上，三项理科也都在95分以上，所以我对追上他们不报任何希望。但两个多月的学习之后，我忽然相信，小飞能在期中考试上拿全班第一。

傻大红一到快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的要命，每天上课她的双腿就在我后面抖个不停，她个子高，两只脚老是踏在我的椅子腿儿上，她这么一抖，我就跟着哆嗦，我回头说：“别抖了！”她停下来，过了会儿再接着抖，如果老师提问，她站起来就不抖了，但回答问题的声音颤颤巍巍的，我都怀疑她会尿裤子。孙老师考前复习，在黑板上徒手画了个圆，他这个本事的确强悍，不论多大的圆圈，他都画得又快又圆，不像老邱要用圆规，他让傻大红上去解这道题，傻大红磨蹭着走上前，用了5分钟写出答案，孙老师点头夸奖：“期中考试的难度范围就在这里。同学们，看见没有，连大红都能把这道题做出来，你们还担心什么？”全班同学高兴得笑了，所有人都明白，傻大红上台被当成智力最差的标本来给我们树立自信。傻大红脸微微有些发红，也在笑，她坐回座位，那一节课的后半段双腿再也没抖。

其实，傻大红并不害怕数学或物理，她最怕的是英语。两年多的时间，我从来没听她张嘴念过英语，我曾经翻看过她的英语课本，她在每个单词下面都用几个汉字注音，FILL的注音是“飞奥”，FEEL的注音“飞一奥”，我晃悠着课本：“你还真有本事，你飞奥你飞一会儿再奥！”大红抢过课本用它拍我的脑袋。在课堂上，英语老师小刘不止一次晃悠着她的试卷说：“大红，你可真是大红，全是红叉子，选择题概率上能对个四分之一，ABCD就四个选项，四十道选择题你能错三十多个！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连蒙都不会蒙呢？”这次期中考试之前，傻大红又被羞辱了一番，小刘伶牙俐齿，她好胜：“大红，我再一次告诉你，刘小木留级之后，你是唯一一个英语不及格的同学了，你每次测验，考试，都不及格，你花时间学习了吗？你早自习都在干什么呢？你这次再不及格，我看你别叫大红了，你还是叫大傻吧！大家这么叫你真没什么错！”小刘说这番话时，傻大红的腿在后面哆嗦得厉害，连我都跟着抖动起来。我回过头，看见她趴在桌子上，脸埋在胳膊里，小刘不依不饶：“你哭什么？你有本事哭，就没本事学好！”傻大红哭出了声：“你骂人，老师骂人！”小刘被傻大红的哭声搞的不耐烦了：“好，你这次考试要是及格了，我给你鞠躬道歉！你要是不及格···”她没说下去，但全班都明白，她要是不及格，老师就骂得没错。

考英语那天，傻大红的腿从一早上就开始抖，我回头警告了她三次，最后说：“你再抖我就把你的腿剁下去！”但这样的警告也不起作用，小刘老师监考，她抱着卷子进来，每份试卷有四大张，我们安静的做题。半个小时之后，我的腿被扎了一下，然后又一下，小飞用铅笔在扎我，我心领神会的把手放到课桌下，接过来他递的纸条，攥在手心里，小飞做出一个伸懒腰的动作，仰起头往后伸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似乎为了表示对傻大红的不屑，小刘老师在监考过程中没向我们这个方向打量一眼，她坐在讲台后面看书。傻大红的腿还在抖，我的手贴过去，咳嗽了一声，她停止了抖动，双腿夹紧，我确信那张纸条被她夹在了双腿之间。那次期中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小飞不出我所料的拿到了全班第一，他的数理化一共得了297分，英语100分，政治98分，语文95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他压过了班长和学习委员，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傻大红的英语成绩是85分，她不加选择的把那张纸条上的全部答案都抄了上去，因此，小刘老师非但没有给她道歉，反而再次羞辱她，她把所有人的试卷都发了下去，唯独留下大红的：“大红？85分？你这个成绩真不错，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手段？”她眼睛斜睨着，傻大红举起一块橡皮：“我用的是这个！”小刘一个箭步走下讲台，来到傻大红身边，那块橡皮被切成方型，改造成了一个色子，有四个面用蓝墨水分别写上了ABCD。

他总是很早就到学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念书，他很少说话，更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他不和我们踢球，打闹，他也很少笑，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强烈的吸引着我，上课的时候我会对着他的后脑勺发呆，我在想，这个脑袋在想什么呢？我有点儿警惕的观察那些接近他的同学，害怕他受欺负，实际上并没什么人接近他，我总是找机会能跟他说上两句话，可又知道他并不愿意和别人太亲近，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孤独，这种状态我当然也有过，但还不好意思以“孤独”来命名。有一天早上，我6点半就到了学校，天刚蒙蒙亮，小飞已经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盯着一支灯管发呆，我站在门口，忽然明白，有些人是孤独的。孤独，这个词汇第一次闯进我的字典并被我运用。

明白这个词儿之后，我常常陷入一种冷静的观察，轮到我值日打扫卫生，我就拖到下午5点半，学校里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格外安静，我站在窗户前向操场上看去，某个同学踢着一块石子往外走，他是孤独的吗？此刻是的，但他回到家里就不是了。还有个同学靠在自行车上发呆，他是孤独的吗？此刻是的，但他的同伴从存车棚里出来，他就不孤独了。罗青衣也下班了，他用报纸卷着几根芹菜，迈着零碎的步子，像在一片水面上浮动，他是孤独的吗？他很可能也是个孤独的家伙。我还看见了教导主任赵狗子，他永远像一条狼狗似的在学校里巡查，他肯定不会孤独。

谁是这个学校里最孤独的人呢？我的观察结果是老邱，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头发略乱，穿着中山装，连风纪扣都扣着，他上课的时候带着蓝色的套袖，同学们行完礼，他就把套袖套在胳膊上，下课的时候再摘下来，抖落上面沾上的粉笔灰，每次在楼道里、操场上见到老邱，我都会驻足问好：“邱老师好！”他也会停下来说一句：“你好。”他大概不能叫上我的名字，我怀疑，整个班整个年级老邱叫不上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他从初二下半学期给我们上课，其结果就是班上有一半同学的数学不及格，这不是说他教的不好，我非常喜欢上他的课，他把套袖套上之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道题，然后他就开始写解题的步骤，一般来说，那都是一道很难的题目，看着感觉无从下手，老邱却一步步的写出了答案，他屁股对着我们在黑板上解题，这种时候一般会有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才会面对着我们开口说话，他说话没逻辑，如果你能看懂他是怎么解题的，你就明白了他要讲什么，回家看课本看习题集，会发现上面的题目比老邱写在黑板上的容易多了，但如果你只听他讲课，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结巴，讲着讲着就停下来，想上那么一分钟，又开口去讲另外的事情。他在黑板上写解题步骤时也会停下来，把粉笔放在嘴边，屁股顶住讲台，对着黑板陷入沉思。他会这么想上5分钟甚至更长，同学就会拍桌子，老邱不回头，听到后面的吵闹声就把黑板上的一切擦掉，说：“重新来。”

老邱面对黑板的时候，我也会停下手中的笔不再做笔记，我觉得他那沉思的样子特别美。小飞第一次上老邱的课应该感到有些惊讶，那堂课结束的时候他扭回头来对我说：“有意思。”我就给他介绍老邱：“他可厉害了，他上学的时候拿过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后来文革就没法上大学了，要不然他肯定是陈景润。”老邱是这座学校的骄傲，他的确在这个学校上到高二，的确拿过北京市数学竞赛的名次，可惜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去参加数学竞赛。有不少同学不喜欢老邱，说听不懂老邱讲的数学课，然后就有家长去校长办公室告状，说这样下去孩子们中考的数学成绩肯定糟糕，初中四个班，只有我们班是老邱上课，另一个教数学的孙老师要给其他三个班上课。

老邱很少收作业很少做测验，这一点让人喜欢，不过他最终还是被孙老师换了下来，孙老师一周要上30节课，老邱则被安排到总务处，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还是只写了两道题，然后他擦干净黑板，脱下套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最近出了一本书，是再版的，叫《大代数》，你们去看看。”没人搭腔，老邱接着说：“还有一本书，《从一到无穷大》，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你们去看看。”还是没人搭腔，他就说：“下课吧。”

这之后我只能在总务处见到他，班里没粉笔了，笤帚坏了，我就主动跑到总务处那间小屋子里去拿粉笔领笤帚，老邱在那里永远戴着套袖，他在一个大厚本子上记录着每一盒粉笔每一把笤帚的去向，进到里面的库房里给我拿出粉笔和笤帚，那个大厚本子没有代数或几何的符号，只是一串串阿拉伯数字，这样的题目对老邱来说可能太简单了，有几次我想找出一道特别难的题目去向老邱请教，可老邱根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名字，这让我的自尊心有点儿受不了。孙老师的数学课果然讲的好，他条理清楚，每隔十分钟就会问一句：“听明白了吗？”如果有人稍微表示疑惑，他就掰开了揉碎了再讲一遍，他声音宏亮，板书工整，批改作业很认真，然而我觉得他太罗嗦。后来我在逛书店的时候偶然的看到了《大代数》，就买了下来，那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大概有1000道题，我没有几道会做的，但我背着这本书到学校里向小飞显摆：“我买了本《大代数》。”他点点头：“我买了那本《从一到无穷大》。”

那是一张年轻的脸，满是泪水，他长大之后，会觉得这样的哭泣非常可耻。他还会为他所爱的人一再流下让自己灼伤的热泪，他的心还会因某时某事触发而隐隐作痛，但在这个14岁的夏天，他所知道的世界只有眼前这一个，他所热爱的姑娘只有眼前这一个，他刚从一本书上看来一个词叫“伤别离”，正好可以放在这里。如果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痛苦包裹起来，那一定会成为一颗珍珠，干净，幼稚，纯粹。

我总记得小飞这张哭泣的脸，但仔细想想，他在我面前从来没哭过，我不知道这个哭泣的形象从哪里来，又为何如此牢固的占据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初三四班的教室里，班主任罗青衣把赵鸣镝带进来，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班里的新同学，从五站地之外的另一所中学转学而来。我们鼓掌欢迎，赵鸣镝深深鞠了一躬，就坐到我前面的座位上，那本来是刘小木的位子，他留级了，所以空了出来，这是我们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座位。我坐在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位子是傻大红的，傻大红也差点儿留级，她头脑不太灵光，可别的地方发育的太好了，看着要比我们大好几岁，赵鸣镝瘦弱，苍白，抿着嘴，看上去非常紧张。

罗青衣在黑板上写下“鸣镝”两个字，说：“这个名字，来自毛主席的诗词满江红，谁能背诵出来一两句？”他环顾四周，同学们都把目光移开，受不了他那火辣辣的眼神。这位语文老师是京剧票友，演青衣，京剧表演讲究“手眼身法步”，所以他的眼神含情脉脉又犀利，我们班里几乎没有人敢和他对视，碰到他提问，更没人敢看他。有一次班里搞晚会，班干部提议让罗青衣表演一个，他给我们演的是《贵妃醉酒》——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不仅唱，还有步法和身段。我只见过柯湘李铁梅，哪里见识过杨贵妃？当时全班同学既不敢仔细观看他的表演，也不敢互相打量，因为两个人的目光一对上，就要笑出来。总算熬到罗青衣演完了，大家拼命鼓掌，大声叫好，因为只有大声叫出来，才能把忍住的那些狂笑换一个方式宣泄出来，否则非给憋死不可。

罗青衣料到我们不会背，自顾自的吟诵起来，他喜欢背诗词和古文，这几乎毁掉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全部兴趣，“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我身后的傻大红嘿嘿的笑了起来，“嗡嗡叫”，她小声重复着，这一下班里好几个人也跟着笑，这并不是笑主席诗词，也不是笑罗青衣，而是笑傻大红。罗青衣毫不理会，接着往下背，到“正西风落叶下长安”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班，一字一顿的：“飞——鸣——嘀。”

他长出了一口气，全班同学也都长出了一口气，没料想他还有下半阙：“这首满江红的下半阙更容易一些，赵鸣镝同学，你能给大家背一下吗？”赵鸣镝站了起来，很坚决的摇了摇头，幅度不大，但速度极快，罗青衣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坐下，这样他站在我面前忽然以极快的语速开始了下半阙：“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他又停了下来，这一次班里终于有两三个人接上了：“只争朝夕只争朝夕”。罗青衣满意的点了点头：“对，我们就是要只争朝夕，我们上初三了，马上就要迎接中考了，这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重大考验，你们要只争朝夕的学习。好了，我们开始上课！”

这堂课，我觉得罗青衣对赵鸣镝的介绍过于隆重了一些，而且他没有把这首满江红念完，这首词的最后几句我也会背，但“蚍蜉”、“鸣镝”这两个词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生僻，一个月之后我们才给赵鸣镝起了个绰号叫“小飞”。

那是学校里组织秋季运动会，体育委员逼着大家报名，原来刘小木在的时候，他总能拿个铅球冠军，他留级了，唯一的金牌选手就在我们班消失了，体育委员自己能跑100米200米，他安排傻大红去跳高，安排我去跳远，然后坐到赵鸣镝的桌子上：“你擅长什么项目？”赵鸣镝反问：“还有什么项目没人去？”体育委员一下子兴奋了：“400米和800米，没人，你去跑四百八百吧，我给你报上名。”赵鸣镝默许了，低下头看书。我觉得体育委员这是在欺负人，谁要是能连着跑下四百八百，就会累吐血。我捅了捅赵鸣镝：“你行吗？两项呢！”他回头：“我天天都跑步。”

秋季运动会在地坛体育场召开，这个球场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我在那里看过北京队和北京部队队的足球比赛，黄土球场，球员踢的凶猛，经常因动作过大，裤衩撕裂，这时候队员就围成一圈，队医飞速的拿过来一条新裤衩，那个倒霉的球员就在人圈里换，每逢这样的场面观众就大声起哄，比进了球还兴奋，那时候的比赛说是一毛钱一张票，但基本上是免费入场，而且永远是北京队和北京部队队踢，球迷们都是老百姓，自然支持北京队。我们这帮学生能有机会在这样的体育场里开运动会，再踢上两脚球，实在非常幸福。

那年的秋季运动会，艳阳高照尘土飞扬，赵鸣镝先在400米跑上拿了个冠军，休息了会儿接着参加800米跑，他在第一圈就跑到了第一个，速度飞快，眼瞅着双腿就迈不动了，后面的人还是死活追不上，他拿了两个第一名，那种兴奋感直到后来约翰逊在奥运会上拿到了200米和400米两个金牌我才重新获得，我们当时就都记住了毛主席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一致把赵鸣镝的称呼改成了“小飞”。

某一天，我呆在雕刻时光咖啡馆里写作，进来一个女人，径直坐在我面前，她问：“你是个作家吗？”我说：“我每天都想着写字，早上起来就想怎么写，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着怎么修改，你说我算是作家吗？”女人点点头：“那你是个作家。”

我问她：“那你是谁？”

她说：“我是个啦啦。我每天都想着女人，早上起来就想着女人，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想着女人，所以我是个啦啦。”说完她就走了。

过了会儿，服务员来结账：“您原来是个作家？”

“我本来以为我是个作家，现在我知道了，我是个啦啦。”

这笑话说的是啥意思呢？说的是，千万别做那些谁是谁的判断。

一个小说，写的最失败的就是大家都把它当真事，相信确有其事确有其人，由此看来，我的一块肉写的可真够失败的，不过，这个故事我已经写完了。基本上就是把原来那篇吃完了就吐扩充了10倍，也就不贴了。

艾米就是我随便起的一个名字，和市面上那些美食作家、美食博客无关，迪拜那次旅行也从来没有一个美食作家出现，我的专栏有许多都是虚构的，比如傻子出国记，贩卖历史的跳蚤市场，以后再写的专栏，也是半真半假。你们猜测这个艾米，提到的那几位我都认识，都一起吃过饭，她们都比我写的这个人可爱多了。

预告一下，《日光机场》，将发表在《小说界》第4期上，7月上市。《一块肉的觉悟》也许还是发表在《小说界》上。谢谢捧场。

艾米的美食专栏里自然不会写到驴肉火烧，她经常在报纸上品评哪家饭馆有一道什么样的菜最好吃，哪一款新上市的葡萄酒值得一尝，我追着她的专栏看了一年多，对她有了初步了解，第一，她年过30，未婚；第二，她喜欢吃日本菜，她的专栏里有40%的内容是写日本菜，30%是写中餐，剩下30%是写其他各类外国菜，这个比例还比较均衡；第三，她自己做饭，她偶尔会写自己在家里尝试做了什么菜，但她身上好像从来不沾染油烟味儿。岂止是不沾染油烟味儿，她曾经在一个厨艺大赛中担任评委，我在电视上看到她，才开始找来报纸看她写的专栏。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干净的好像从来不会拉屎，有些美食作家，看见他们油光锃亮的大脸，就好像看见他们肚子里的一坨粪。

艾米的文章旁边总配着一张小照片，有时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有时是所谓的“沙龙照”，在一个树立着烛台、摆放着银餐具的饭桌前留影。她应该是一个社交场合的“名媛”，但她的文章没那么做作，她写的是吃饭，处处流露出对生活的热情。每两个月左右她会换一张照片，由此看来她对自己的形象很在意。我也说不清楚，是因为喜欢她的样子才看她的文章，还是她的文章好看才会留意她的照片，她在两家周报上写专栏，我就买这两份报纸，一期不落的看下来。

热爱美食的人可能都热爱生活，但我对生活——说实话——有点儿厌倦。我总是很随意的处理自己的饮食，一个星期吃掉10袋速冻饺子，筷子上的醋和辣椒酱就滴答在艾米的头像上，参加一个饭局也总是快速的吃饱。艾米介绍的那些好菜从来没有激发起我的食欲，但我的确想有机会能和她一起吃顿饭。

第一次见到她的确是在饭桌上，那是一本时尚杂志的年度晚宴，在丽兹卡尔顿饭店举行，宴会大厅的入口处树立着一块签名墙，众多演艺明星、商界大亨走过红地毯，在墙上面签名，留影。我在红地毯边上看热闹，拿着个小照相机拍照。然后我进了宴会厅，在第38桌找到自己的座位。每张桌子的每个座位前都有姓名牌，我的对面正坐着艾米，她的脸比照片上显得要更瘦一些，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显得过于隆重。我是说，如果她坐在第1号桌或者第4号桌，这件礼服比较合适，但坐在第38号桌就显得太隆重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请柬上注明请穿礼服正装出席，周围穿梭的女士也大多衣着亮丽，酒桌上照例互相递了名片，我对她说：“久仰久仰，一直看你的文章。”她非常客气：“瞎写瞎写。”服务员鱼贯而入开始上菜，艾米拿起桌上的菜单端详起来，她看得非常仔细，似乎要把这份菜单全背下来，我们之间相隔的太远，根本没机会说话，我们的目光也没有碰上过，我看了看她的名片，上面有她的邮箱和手机号码。

宴会厅前方是一个大舞台，各类选秀节目出来的歌手轮流上去表演，主持人把前面几桌坐着的头面人物的马屁拍了一个够，不断有人上去做简短的演讲，他们谈论了次贷危机，谈论了缅甸海啸和汶川地震，谈论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头盘是鲜虾沙拉，我本来可以一口就吃掉，但碍于礼仪，足足吃了三口。过了20分钟才上第二道菜，一碗奶油蘑菇汤，然后是一份澳带，然后是一小块牛肉。我喜欢吃半生的牛肉，而眼前这一块显然煎的太老了，服务生不可能向几百号来宾一一询问您的牛肉要几分熟，我咬着牙把这块牛肉干掉，抬起头来正看到艾米皱着眉，那块牛肉一点儿也没有动。宴会厅里灯光昏暗，大屏幕上开始循环播放这本杂志的封面人物，主持人也适时的说起他和托尼·布莱尔曾经会面。

我想起艾米的专栏文章里曾经引用过一段莫泊桑的小说，开胃菜还没上的时候，大家一口一口地喝着香槟，个个聊得热血澎湃，精神亢奋。然后上的是小羊排，又嫩又爽口，大家此时都要展示语言技巧，言语像掀裙子般掀去众人的面具；各种大胆、寡廉鲜耻的虚伪纷纷出笼，让这些上流社会人士有种微妙而神秘的感受，一种与迷惑和色欲接触的淫思，然后上来的是烧烤，山鸡两侧伴着鹌鹑、豌豆，青菜、鹅肝酱、沙拉，把盘子装得满满的。我当时对那个酒会的虚伪场面感到非常恶心，但我也老想着凑到艾米身边套近乎，就觉得自己更恶心。吃完牛肉之后，我站起来，走到艾米面前和她告别：“我有点儿事先走一步，以后有机会和你一起吃饭啊！”她也站了起来，握了握手：“好啊，再见。”

两周之后我又见到了她。这是北京一家高档会所开业，会所里有饭馆、画廊、书店和一个小剧场，一家昆曲剧团驻点演出，饭馆是大大小小的包间，中式家具，座椅的椅子背儿设计的极高，足有1米8，坐上去非常不舒服。这个开业典礼来了有300多人，屋子里刚装修完，甲醛的味道还很刺鼻。墙壁刷的极白，仔细看到处都显得粗糙，这会所要奔着极高雅极精致的路子上靠，愈发显得粗糙。据说今后这里主营杭州菜，但那天厨房设备还没齐全，厨师也没到位，我们吃的是自助餐。300个文人雅士拿着盘子在会所里东奔西走，呼朋引伴，我端着一盘烤鸭找空座位，迎面撞上了艾米。我说：“HI，你也来了。”她说：“来了，真够乱的。”她双手空空，不知道吃了没有，我指了指自己的盘子：“排队的人太多，你要不要吃点儿。”她打量盘中的食物，几块鸭肉，一叠子软塌塌的薄饼，几根葱段，连同一勺子甜面酱粘连在一起，我有些发窘，为自己要吃下这么一盘子东西而感到羞愧，艾米说：“我还是不吃了，我等着去看戏。”

我和一帮朋友在二楼的包厢里看戏，台上的戏子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在唱着什么，楼下有座椅，也有卧榻，但见艾米端坐在一张床榻上，听得入迷。

我本以为在艾米的专栏里能看到她对这家会所的描述，但等了一个月也没看见她写自己听昆曲。她介绍了北京的一家素菜馆子，在鬼街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鬼街就像北京城里一段不停蠕动的肠子，每天估计有几十万人在这条街上吃饭，所有饭馆都24小时营业，这条街上最著名的吃食是麻辣小龙虾和羊蝎子，艾米的文章中说，这是一条俗世的街道，但拐到一个胡同里，走上100米，就能找到一家超凡脱俗的素菜馆。有天晚上，我一个人盘算着去哪里吃饭，忽然想起艾米的推荐，就去找那间饭馆。

饭馆入口处摆着一沓子佛经，左手边是一个大条案，摆着几个手工风筝。座中有一对情侣，有洋人，还有一位僧人，像所有的素菜馆一样，这里禁止吸烟。我坐下之后翻看菜谱，最终点了两道艾米推荐的菜，一个叫“花月皆禅机”，一个叫“世事本无常”，从名称上看，第一道菜是鸡，第二道菜是肠子。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吃猪大肠，每天中午都到庆丰包子铺要一碗炒肝和三两包子，小时候北京街头有很多早点摊子卖炒肝，后来整治市容，想每天早上吃到炒肝都不容易。原来北京夜间能找到卖卤煮火烧的摊子，夜里饿了就出门弄碗卤煮，现在也基本绝迹。自从我体检查出来有轻度脂肪肝，我就渐渐杜绝了炒肝、卤煮之类的垃圾食品。饭桌前我正回想着炒肝和小肠陈的味道，服务员已经把“世事本无常”给端了上来，我耸耸鼻子嗅了嗅，并没有闻到那股可爱的骚气，吃到嘴里也寡淡无味。接着上来的“花月皆禅机”倒有一股鸡肉的味道。

这个饭馆的菜量极小，我把两道素菜都吃干净，觉得更饿了，要过菜单，略过一排青菜，盯上了一种鱼，但立刻明白那也不是鱼，我说：“算帐吧。”

出了胡同，走到鬼街上，向右手一拐，我就进了一家新疆饭馆，里面有一群老爷们正叼着羊肉串喝啤酒，我大声吆喝，要一份炒面片一份炒烤肉。拿出手机，想给艾米发一条短信，告诉她我不能欣赏她推荐的素菜，可这样的短信又显得唐突。就在磨叽的功夫，面片和烤肉已经上桌，好像是为了报复刚才的“世事无常”，我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眼瞅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像一个气球似的鼓了起来。此时我被一种罪恶感笼罩，我居然吃了两顿晚饭！面前的两个盘子空空的，只剩下番茄酱的红色和几粒孜然。我再次发誓，以后只吃8分饱，或者只吃半饱。

我怀疑自己的体型很像一个青蛙，四肢瘦长，头尖脚大，饿着的时候还算正常，一旦吃饱了肚子就不由自主的鼓起来，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秀品质，第一条就是不馋。我有过好多次节食计划，都卓有成效，比如我觉得一次吃三个驴肉火烧太多了，缩减到两个，成功了，比如说肯德基炸鸡，两个鸡块太多改吃两个鸡翅，也成功了。这一次节食也比较顺利，每天早上我吃50克麦片，一杯酸奶，中午的主食不超过2两，白天喝三杯黑咖啡去除油脂，晚上能不吃就不吃，尽力回避一切饭局。这对我并不难，因为吃饭对我从来都不是一种享受，我喜欢好吃的东西，但也从不挑食，馒头加酱豆腐和一顿丰盛的大鱼大肉都能应付。

这个节食计划执行到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公关公司的维维安打来的，她说，要组织一个小型旅行团，大概就四五个人，去迪拜，飞机票由阿航赞助，来回都是商务舱，当地五星级酒店提供食宿，主要宣传迪拜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维维安把情况介绍清楚之后，特意补充了一句：“这次我们还请了一个美食作家一起去，她叫艾米。”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放弃了节食，去一家韩国饭馆，要了一份石锅拌饭和一份凉拌狗肉。

我有个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在徐水教书，有一年夏天，我去看他，从永定门坐4个小时绿皮火车到徐水，晚上喝了一顿酒，在他的宿舍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饿的不行，他说：“走，我们去吃早点。”从学校出来，转过几个街角，就是县城里最热闹的集市，再往前走，是一片空场，有100个摊位以10乘10的方式排列，他们卖的是同一种东西——驴肉火烧。每个摊位的摆设也差不多，一个硕大的洗澡盆，里面放着酱好的驴肉，一个大脸盆，里面放着绿辣椒，小火炉子在烙烧饼，摊主拿着一把菜刀切肉。我们在一张长条桌上坐好，要了10个火烧一碗清汤，左手挥舞着驱赶苍蝇，右手拿起火烧往嘴里塞。吃下两个火烧之后，我要了一头蒜。那天早上，这100个摊子估计一共能卖出去50头驴，大约有1万人吃下去5万个火烧，大约有5万只苍蝇在我们头上形成一片乌云。

吃饱了之后，我们往回走，在集市里转了一圈，其中一溜儿是肉铺子，一扇扇的猪肉让人目不暇接，然后我看见它，它也在看我，两个小眼睛眯缝着，脸上带着轻蔑的表情，耳朵耷拉着，鼻翼似乎还在微微颤动，那是个猪头，立在案板上，干干净净。我们就这么对视着，我的同学说：“你带个猪头回去吧，你上学的时候不是最爱吃猪头肉吗？”这话不错，我在学校食堂里总是要一张烙饼，要4毛钱的猪头肉，我喜欢肥腻的猪头肉，对猪耳朵和口条倒没多大的兴趣。肉铺老板说：“早上刚杀的。”

回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空荡荡的，猪头装在好几层塑料袋里，放在我头上的行李架上，我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把这个十多斤的猪头给做熟了呢？要用多大的锅才能炖烂这个猪头？炖烂之后还能不能保持它栩栩如生的样子呢？该怎么处理它的耳朵和舌头呢？车厢里闷热，我好像闻到了一股腥臭。车到站，我仓惶而逃，把那个猪头遗弃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猪头肉，但不可救药的爱上了驴肉火烧。

我在北京城里找到了不少驴肉火烧店，供应的菜谱是拍黄瓜、摊鸡蛋、驴肉火烧、驴肉馅的饺子、驴肉汤、酱驴肉、驴杂火锅，还有驴鞭。这驴鞭要100块钱一盘，老北京话里比较含蓄的说法是“驴钱儿肉”，意思是驴鞭切成片，圆片儿中带眼儿，形似铜钱。我从来不敢吃这类东西，有一次我在一个大排档吃饭，旁边的伙计手里攥着一根牛鞭，用大号铁剪子把它剪成铜钱儿状，那场面让我的生殖器缩小到1厘米以内。

我觉得驴肉火烧要比西安肉夹馍好吃的多，驴肉的纤维要比猪肉的纤维更粗，驴肉也更瘦，店里的伙计告诉我，吃这个东西不能搁香菜，因为香菜会压住驴肉的香味儿。不过，吃不到驴肉火烧的时候，我也喜欢肉夹馍。其实，我喜欢各种面食，喜欢各种饼——火烧、烧饼、烙饼、肉饼、比萨饼、馕。10年前，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好多铁皮屋子临时建筑，用作小饭馆和发廊，解决食与色的问题。我经常光顾家门口的一家肉饼店，4块钱一张肉饼。吃腻了我就在边上的摊子换换口味，那是山西刀削面，一口大锅，面熟了捞上来浇一勺肉汁，其实就是酱油汁，有点儿碎肉而已，1块5一碗，掺了颜色的红辣椒末，蒜，醋，随便你怎么调味道，这样的面条当然算不得什么美食，可我喜欢这种粗糙劲儿，粗鲁的对待自己的肠胃，快速填饱，你可以让这碗面的味道变得很刺激，吃下去的不过是面粉和盐。

有一阵子，我喜欢上了孔乙己酒家的葱油拌面，到那里去只要一碗面，这碗面看上去没什么浇头，但味道够浓，这样吃下去一碗，意犹未尽，就忍不住再要一碗。我在孔乙己酒家吃过好多次饭，但除了葱油拌面，我觉得这家饭馆里所有的菜都难吃的要死。

在我有关美食的记忆中，有几次真是犯罪一样的饕餮大吃，有一次在德国，我和同伴都点了猪肘子，那个肘子是装在一个小水桶里端到桌子上，我估摸有4到5斤的样子，同时上桌的是两升装的啤酒，我吃了两个小时，最终那个肘子只剩下一根骨头，同伴徒劳的想把他那份香肠配酸菜吃掉一半，最后还是剩下了60%。还有一次是在巴黎，一家叫“双鱼”的海鲜连锁餐厅，门口是一个长长的架子，铺满冰块，上面是牡蛎，是大块的柠檬，那天晚上我们喝了4瓶白葡萄酒，吃了无数的牡蛎。当然，我还能记得好多次欢宴时刻，但早忘了都有几道菜，有什么用料复杂的菜品。美食家说，人们记下一次美好的聚餐是因为氛围，因为旁边的朋友，照此说来，我最美好的聚餐还是徐水的那顿驴肉火烧，无数像驴一样辛苦劳作的农民坐在长条凳子上，吃掉一头又一头的漕河毛驴，然后开始新一天驴一样的劳作。

上班的时候，看到桌子上的快递，译林新版本的《旧地重游》到了，小陆同学一个小纸条，字儿写的真好看，可惜我没有您的电话了，如果看到，请发短信给我。

昨天看王佐良文集，里面的埃德蒙·威尔逊书信集，正好说到《旧地重游》——

我又碰到了伊夫林·沃，谈的中心题目是他的新小说《旧地重游》···此书一部分毫无价值，还显得滑稽，而这并非作者本意，所以必然令他感到悲哀，倒给了喜欢说坏话的伦敦文学界一个大开玩笑的机会。他极为势利，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由于娶了一个天主教贵族出身的老婆，喜欢卖弄他所知的所谓大家族的内情，而他的贵族朋友则告诉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搞错了，这就使他狼狈不堪。

——1945年7月4日

这段信很无聊，是老八卦，大概只有喜欢《万象》杂志的人才愿意看这样无聊的文人八卦。不过另一段信还有点儿意思——

我们整夜作着精彩的谈话，时间不长，却谈了不少题目，但又都谈的有内行知识，有真正的智慧，还有闪耀的机智。他走了之后，我忽然感到，由于过去几乎不认识他，这一次我是把我一生里最好的故事、警句、最有刺激性的想法都一古脑搬了出来，放在他的头上，而且还装作临时想起的样子；很可能，他对我也是这样。

——1949年6月6日

这次和埃德蒙·威尔逊对谈的是以赛亚·伯林，后世的读者如我，可以明白，威尔逊那晚上可能真把一生里最好的故事、警句、最有刺激性的想法都一古脑搬了出来，但伯林没有，因为伯林的那些想法更多更丰富。

没有小陆的电话，就没法要到另一本我喜欢的书，2009年2月译林新版本《杀死一只知更鸟》，《杀死一只反舌鸟》。

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迷恋“法庭戏”，喜欢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展现语言技巧，用一个圈套和一长串逼问让证人下不来台。这样的“法庭戏”对我来说不是“法律教育”，而是一堂语言课，其巅峰之作是《哗变》。

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那里面也有一段“法庭戏”，格里高利·派克在这段戏里展现了一个伟大演员的魅力，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奥斯卡影帝。新版小说中有卫西谛老师的后记，谈论这个电影和小说——芬奇律师在美国人评选的一个“英雄人物排行榜”曾经占据第一的位置，比007还厉害。但我感觉，这个人物能受到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教育自己的孩子宽容、公正、友善，承认世间的无奈和人性的复杂。有许多人说，他们是看过这个小说才立志从事法律职业的，这本书卖出去3000万册以上，但愿这没有促使3000万人都去考律师执照。如果美国人都喜欢打官司，有太多寄生虫一样的律师，是因为这部小说，那就太造孽了。

卫西谛老师还说，这小说在一个什么最好小说的评选上占据第一，排名第二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哎呀，这个前两名和我想的一样，就是位置颠倒了一下。

跟这个小说一起买的还有一本《审判的历史》，这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把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话当成导语，所以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对法律的理解总带有一点儿浪漫想象，不过，我对法庭戏已经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因为我不再相信，几个能言善辩的家伙，能在上帝的注视下，说上那么几分钟，就让公正在人间顺利的运行。

这本《审判的历史》，开头就写一个法国大革命时的审判，一家伙被带进来，审判者是一帮革命者，桌子上有烟斗，破瓶子，他陈述自己无罪，看着旁边的牧师被拉出去砍头了，然后听到革命者说：你丫是没罪，你被释放了。士兵簇拥着他走上大街，周围的群众高喊：祖国万岁。审判是一种幻想，要实现平等博爱之梦。

最后隆重介绍一本书，这个作者早就被判处死刑了，东躲西藏的，我早先在世界文学还是外国文艺上看过他的几个短篇，其中一故事，开头是飞机遇难了，两个家伙还被安全带绑在座椅上，一边从天上往下掉，一边聊天，要是这时候准许他们把一生里最好的故事、警句、最有刺激性的想法都一古脑搬了出来，再摔死，那么埃德蒙·威尔逊会摔死的比较早一些，柏林会在空中飘半天才掉下来——串行了。

隆重介绍拉什迪的《羞耻》，黄灿然老师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少年之才，在于发明；老年之才，在于判断。值得判断的东西越来越少，判断者也就越来越难讨好。如此变化，贯穿一生，等我们老了，朋友们发现更难于使我们高兴，同时也不在乎我们是否高兴了。

大人、小孩以及别的动物的消遣方法，大多数都是模仿打仗。

世人一旦对我们狠起来，就会一直狠下去，而且越来越没有顾忌，连表面客气也不讲了。就像嫖客对待妓女一样。

人受到社会指责时，有三种对付方法：不屑一顾，对骂，改正。不屑是假的，改正不可能，所以通常采用的是第二法。

许多男人和大多数女人之所以说话流利，是因为他们能说的内容少，能用的词也不多。任何人如善于运用语言或有丰富的思想，讲起话来总不免犹豫，因不知选用什么想法或哪个词儿才好。而普通人只有一套想法和一套表达这类想法的词儿，所以总能开口就讲。

这个国家里人们没有好好学习我们的语言，但是写文章的毛病并不出在缺乏了解，而十有八九是由于想装门面。只要一个人的思想是清楚的，最恰当的词会马上自动涌上来。他的判断力会告诉他该把它们排成什么秩序，以便使人们更好的理解。不用这个方法，则往往是另有企图，如为了显示学问、口才、高雅、关于世界的知识等等，总之，人做任何事如要达到完美，纯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写文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