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奥巴马的获胜演讲在网络上火了起来，起先是翻译风波，某版本翻出了名句“蒙哥马利通了公共汽车、伯明翰接上了水管、塞尔马建了桥”，然后有专家指出，这三个短句指的美国三个历史事件，咱们想当然的以为，通了公交车，喝上自来水，建了桥，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呢。由这起翻译风波，获胜演讲越传越广泛，到处张贴，最终，那个译文中带有“一砖一瓦、胼手胝足”的版本被公认为最佳。接着就有了文言文版本。语言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我看到“一砖一瓦、胼手胝足”觉得译者真了不起，但通读文言文版，又觉得满篇都是骗人的鬼话。然后读到了京剧版，“芝加哥的父老乡亲听我道端详”，这就算开始恶搞了。一个东西火不火，就要看有没有人来恶搞。

《新闻周刊》介绍过奥巴马那个演讲撰稿人，小伙子20来岁，大选头一天把演讲草稿发给奥巴马，然后得到指示——要显得再谦恭一些。还有，引用两句林肯。奥巴马本人就是个畅销书作家，《新闻周刊》说，他和林肯总统有很多地方相似，都是自己起草演讲稿，都从伊利诺伊州起步，都出身贫寒。在他当选总统之后，已经有很多媒体给他列出榜样——他要高举林肯总统“自由的重生”的伟大旗帜，深入学习里根总统的交流方式，贯彻落实FDR那样的施政纲领。

奥巴马最尊重的前任领导还是林肯，他曾经参观过白宫，白宫100多个房间，他就描述了林肯房间，那里有一张四个柱挂帷帐的大床，桌子的玻璃板下面压着“葛底斯堡演讲”的草稿，屋里摆着一个平板电视，奥巴马不乐意了，他说：“住在林肯房间的人怎么会看ESPN？他应该重读葛底斯堡演讲，重读林肯的著作。”

这个观点倒和美国作家戈·维达尔一致，今年第5期《世界文学》上有维达尔一篇随笔叫作《走近林肯》，他说，林肯是公认的英语散文大家之一，行文朴实而犀利，几无形容词和副词，同时又闪出幽默的火花，“作为一个面向人民的汇报者，林肯胜过了所有总统。”维达尔还说，“自1920年后，美国总统便不再自己写国情咨文的稿子了，不仅如此，近年来有多位总统在朗读别人的捉刀之作时似乎还有些障碍。”

维达尔的见识也不一定对，领导者总有领导者的风范，不能说谁写文章写的好，谁演讲的本领高，谁就能当领导。反正我看了这篇随笔之后，特意找出两卷本的《林肯集》来看，说句老实话，一点也没看出他那些信件、演讲怎么能算是“最伟大的散文”。

戈·维达尔写过一本历史小说，名字就叫林肯，小说有中译本，我的一位朋友借给我看，宝文堂书店1990年第一版，书名叫《乱世大总统林肯》。这宝文堂书店，专门出评书，我收藏着他们出的十本一套的《隋唐演义》，还有《包公案》等等。维达尔庄重的历史小说也给翻译得比较接近于我们的话本，比如第一章讲林肯坐火车到华盛顿上任，跟人抱怨“我当时真觉得还不如叫人给枪崩了倒好，不瞒二位，我就觉着啊，走了一程又一程，简直没个头。”这样的口语化倒是反映出了林肯和人民打成一片的亲切，他向一位老工人打听：“华盛顿纪念碑还没有竣工吗？”老头儿回答：“没呢，阁下，不瞒您说···”到这里我就发现，这“不瞒您说”、“不瞒二位”是典型的北京口语，翻译什么文章，一加上这点儿佐料，就有点儿话本的意思。要是哪位闲着，可以再把奥巴马获胜演讲翻译一个北京话版本出来。

美国历史学家桃乐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写过一本关于林肯内阁的书叫“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据说奥巴马的竞选班子里人手一册，组阁的时候也会参照林肯的方式来，桃乐丝说，奥巴马已经深深领会林肯领导艺术的精髓，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洛杉矶时报》一专栏作家，则把奥巴马的获胜演说和林肯当年的著名演讲“分裂的房子”相比较。如今从中文环境来看，这篇获胜演讲可比“分裂的房子”传播得广泛多了，其风头直逼林肯“葛底斯堡演讲”。

上文说了，一个东西火不火，要看有没有恶搞。我的朋友老杜，正在翻译一本美国小说，名字叫《爱我》，第一章讲的就是男女主人公美好的爱情，老杜学贯中西，自然会背诵林肯的名篇“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但在小说中，他发现以下这句“Fourscore and seven inches long, our fore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great rebirth of the penis, for the penis, by the penis”。他和我说，你看啊，这里把人民都当成SB了，是最大的恶搞。

前些日子看到电影《波特小姐》，里面的湖区风景，一个个的镜头就像是明信片那样。2007年初这个电影发行，当年去湖区的旅行者人数就大幅上升。这个电影讲的是英国绘本作家波特小姐的故事，她画的《彼得兔》1902年出版，现在还畅销不断。凭借绘本的版税，她在湖区买下农庄，去世时她将自己名下的4000英亩土地和房产捐献给NATIANAL TRUST。她曾经居住的HILL TOP，是湖区的热门旅游景点。

波特小姐没事儿就和她的宠物对话，在舞会上从来不和她父母介绍的年轻男士跳舞，所以她就成了个老姑娘。她爸爸不断给她拍照，这些照片收藏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该博物馆还收藏了波特小姐许多插图原稿，打算2009年开始在中国举行巡回展览，但目前好像还没有哪家展览商对波特小姐感兴趣。

儿童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孩子，波特小姐也不例外，她固执的要求自己的绘本都是小开本，这样孩子就能拿在手里看了。看完《波特小姐》这电影，我对绘本忽然来了兴致，到书店里转了一圈，发现现在的绘本都是大开本。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博士王林告诉我，这样开本的图画书，是要父母和孩子一起看，要让孩子坐在你的腿上，你手里拿着书，在他面前展开，“你知道要让孩子坐哪条腿上吗？”王林博士自问自答：“坐在左边，这样孩子能感觉到你的心跳。记住，看图画书并不是为了识字，甚至也不是为了讲故事，最重要的是交流，让孩子感觉到你的心跳，记住你的声音。”

我在亚运村附近的居民楼里找到“红泥巴书店”，这是一家儿童文学和图画书的专门店，店主人阿甲坐在办公室里，四周围绕着大书架，上面全是绘本，他给我讲课——给孩子讲故事起源于宗教仪式，一家之长的父亲读《圣经》给大家听，后来才逐渐拓展到读文学作品。他不断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本图画书给我看，《石头汤》，《你看上去好像很好吃》，然后是苏斯博士的《绿鸡蛋和火腿》。

50年前，苏斯博士（Dr. Seuss）和一位朋友打赌，“从头到尾只用50个单词写一本书，还能特别有趣”，赌金1000美元。他写出来的就是《绿鸡蛋和火腿》，书中所用词汇很少，而且句子结构大量重复，只置换少量单词，孩子一旦记住了第一句，后边的句子很容易读出来。美国教育协会将苏斯博士的生日，即3月2日，定为全美诵读日，也称苏斯诵读日。在这一天，人们互相朗诵苏斯博士的作品，把这作为一项有趣的公民义务。1957年，蓝登书屋和苏斯博士合作，推广“开始读书”系列图画书，苏斯博士用美丽的绘画和简单的文字相结合，推出一系列适合低龄儿童阅读的书籍。现在，好莱坞也进入儿童阅读的领域，《星球大战》和《功夫熊猫》都被改造成图画书的样式。

王博士和阿甲办过很多次训练班，专门教别人怎么给孩子讲故事，我没听过这样的讲座，也不想给别人讲故事，只想自己看。于是，王博士给我推荐了日本人松居直和柳田邦男合著的《绘本之力》。他给我讲柳田邦男的故事，柳田是日本一个著名记者，家庭生活一团乱麻，妻子长年卧床，小儿子的精神治疗持续了12年，终于还是自杀。柳田邦男在小儿子死后借助绘本恢复自己的精神状态，总幻想，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能和他一起看书，他们的交流也许能更顺畅一些。阿甲给我推荐的是《柳林风声》，这本书1908年出版、到今年诞生100周年。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儿子去夏令营，父亲就给昵称“小耗子”的儿子写故事，寄信过去，“这样的交流方式在今天看真是古典韵味，《柳林风声》被改编成电影、戏剧，但我希望，还是能去阅读。”

我从“红泥巴书店”买了几本图画书回家看，还买了一大本“绘本鉴赏宝典”。原来这位苏斯博士，小时候有一个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他爸爸是当地动物园的负责人，他想什么时候去参观都可以，还可以深入每个场馆的内部。长大之后他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动物园的负责人，笔下的动物形象众多，有一本书就叫《假如我来经营马戏团》。

英国作家德拉梅尔，有一本小说叫《侏儒回忆录》，里面的M小姐身高大概只有两三英尺，她痴迷于从星星到苔藓等等自然现象，是个受庇护的孤儿，后来进入了马戏团。我没有看过这故事，但是从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一书中得知，德拉梅尔的作品没有一本还在印刷。这个作家相信，当个孩子比做大人强多了，可他活了80多岁，养了4个孩子，他75岁的时候，他的传记作者“抗议他这种整体否认成年生活的做法”，德拉梅尔对着这个21岁、自己看着长大的姑娘说：“就拿你自己来说吧，看你现在多没劲！”

 出门买中南海点5, 赫然发现, 上面写的是"上海烟草集团出品＂

当然，还是北京卷烟厂造的，但中南海干不过中华.  这个北京人民喜欢的牌子, 被上海接管了. 软中华硬玉溪, 这样的干部很牛逼.

当然, 上海出的好东西也了不起, 译文第6期,  总第44期, 结尾一页说明年就不出了, 这期杂志最后是翻译比赛的评点, 谈瀛洲老师翻译的" 光学" , 再次提醒我,  写字还是要收敛.

感谢这本杂志,  感谢编辑者和翻译者.

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在拉萨郊外的羊卓雍错拍的，画面上，我正从一辆吉普车上下来，走向拍摄者。车停在湖水里，背后是连绵的蓝色湖水、荒山和蓝色的天空。我穿着一个厚厚的夹克，一双高帮的登山鞋，看着这照片，我就能感到那天早上清冽的微风，听到小卓玛爽朗的笑声，她拿着照相机对着我：“真帅，真帅！”我和她之间大概只有五六米远，在我走过去的这几秒钟内，她手里的照相机一直没停。当时，吴胖子已经在湖边点上了一支烟，面带微笑注视着我们。

那天早上，我们四点多就起床，五点前就离开拉萨，开着车直奔羊卓雍错，经过那些盘山公路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看着那些越来越陡峭的山路心里有些犯嘀咕，吴胖子很是稳重的开着车，向我讲解山路驾驶技巧。我想听音乐，可吴胖子那车上没有音响，这辆切诺基本来有一个电台，组车队出去玩联络方便，闹***那年，吴胖子在华龙街的一家饭馆门口等两个朋友，闲着拿电台和人聊天：“你们到哪儿了？我刚看见三辆警车过去。”10分钟之后，他的朋友还没到，他的这车就被警察包围了，经仔细盘查，吴胖子确非***组织派出的侦察兵，但私装通讯设备违法，拆了电台罚了款。出了这事之后，吴胖子也不再参加车队的越野活动了。

吴胖子回头对小卓玛说：“来，唱个歌儿。”小卓玛扯开嗓子就唱，歌声嘹亮，千山作伴。在山顶处的一户西藏人家，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时，太阳已经升起，小卓玛抱着人家的大藏獒让吴胖子给她照相，我怕狗，离着他们远远的，打量山脚下的羊卓雍错。这样俯瞰了一阵子，我们就把车开到了湖边，湖边的那条公路在我看是中国最美的一段路，吴胖子看准了一个豁口，一把开下了公路，直接开进了羊卓雍错的湖水之中，他说：“咱们去洗洗车。”

这是2006年五月假期中的一天，我和吴胖子是分头来西藏的。之前我从来没来过西藏。那年，一家啤酒厂商组织了一个号称“勇闯天涯”的活动，要一帮人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徒步旅行。我很早以前就看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那张照片，能到那里去看看简直就是梦想。报名参加之后心里直打鼓，我害怕集体生活、更没有户外活动的兴趣，于是找了好几本关于西藏的书看。500年前一个传教士说：蔑视一切危险，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任何角落，证明身体不灭和精神不死的道理。出发时期越临近，我就越打退堂鼓，这时候接到吴胖子的电话，他说他五一的时候要开车去西藏，问我有没有兴趣，我于是自豪的说，我要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徒步。他说，多累呀，你要是走不动，我这车在后面接应你。

雅鲁藏布江在南迦巴瓦峰、加拉白垒峰的夹缝中拐了一道弯，到那个大拐弯处看看，要从排龙步行至少两天。从北京出发前，我背着那个60升的大背包在客厅里转了十圈，平地走问题不大，但要过吊桥、走碎石路、走山路、下面要是湍急的江水，那一定没戏。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上了飞机。头几天我们在拉萨，没什么不适应。高原反应也不强烈，就是天天想睡觉。从拉萨去八一镇，接待我们的探险导游露面了，他20多岁，坐在大巴车前自我介绍：“我是户外运动专家，我还是一个音乐人，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我作词的歌曲。”说着就唱了起来，大意是号召大家打到东京去杀光日本男人奸淫日本姑娘，听他这么一唱，我就更想离开这支队伍了。我既不想去徒步荒蛮之地，也不想去洗劫花花世界。我就希望能睡在一条干净的白色床单上，鼻子里有温暖的味道。有一晚在派乡扎营，我们去镇上吃饭，户外运动专家在营地里守望，点燃酒精炉：“吃完饭回来喝咖啡。”两小时后我们回到营地，他还在摆弄那个酒精炉，这里海拔太高，水煮不开，所以没有咖啡喝。但我感觉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笨拙的炮兵，已经打到了樱花烂漫的上野，却没有发射出一枚炸向东京的炮弹。

总之我很快就从那支徒步探险的队伍中逃跑了，从派乡返回拉萨。此时吴胖子也从青藏线上拍马赶到，比我早几个小时进入拉萨。我先在民航售票处改签了机票，然后站在马路边上等吴胖子，他的切诺基飞驰而至，我打开车门，吴胖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酒店里给你订了一间房，你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晚上想吃什么？小肥羊行不行？”

到了酒店，吴胖子和我在屋里聊天，嘲笑我的装备：“你说你还背一个防潮垫，你还不把它扔了？你睡得了帐篷吗？还和一个小伙子睡？给你个大姑娘你也吃不了那苦呀！”我自知干了件叶公好龙的傻事，也就由他笑骂。

他开车经青藏线而来，打算从川藏线回去，没有啥固定目标，反正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就行。这么抽着烟说着话，忽然走廊里一阵笑声，吴胖子出去接应，领进来一个姑娘，身高不过1米6，白白胖胖，看着像年画里的大娃娃，吴胖子介绍说：“这是小卓玛。”

小卓玛当然是个汉人，吴胖子不过随口给人家起了个藏族姑娘的名字，她担当副驾驶跟吴胖子来拉萨。吴胖子去接我，她就一直在大昭寺那边转悠，买了好几把藏刀和许多装饰品，一件件掏出来向我们展示，吴胖子一问价钱，就说：“你又让人骗了。”小卓玛倒是不在乎：“反正回北京也要送人。”这姑娘性格开朗，真让人喜欢。当天晚上我们在“小肥羊”吃饭，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羊卓雍错，去日喀则。

如果把长途自驾车也算运动的话，那它可能是在西藏开展的最没想象力的运动。我们奔日喀则而去。清晨出发，看羊卓雍错的日出，过浪卡子县，奔江孜，一路上遇到三支“运动队”，从事的三项运动是漂流、登山、自行车。玩漂流的人相对舒服，开着车，车顶上是筏子，看见合适的地方就下水。登山队是两个美国人、三个德国人，已经在西藏转了一个多月，他们雇用了5个当地人，有啤酒、热水、埋锅造饭。我们在一个大水库边遇到了一队骑自行车的人。我们把车停下，水库边风景不错，有个老外也停下来，吴胖子示意我注意观察，那老外右腿是假肢。过去一攀谈，他是法国人，我把他的自行车借来，来回骑了一百米，才知道在高海拔地区、在这样的碎石路上骑车真不是件容易事。我和小卓玛好奇的向那老外打听他们怎么解决给养问题，原来他们雇了一辆丰田越野车在前面开路，一辆东风大卡车在后面收尾，打算连骑15天到达边境。这时候吴胖子跨上自行车，摇摇晃晃的骑走了。

法国老外不断和陆续骑过去的队友打招呼，小卓玛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这样过了半天，老外疑惑的走过来问：“我的自行车哪里去了？”这时候小卓玛大概是从她的长焦镜头里发现对面山上的吴胖子，他骑着车，在盘山路上撅着屁股奋力向前。他离我们的直线距离大概有三、四百米，中间隔着水，但按照我对盘山路的估计，他已经骑出去至少有三公里到四公里了。法国老外看清楚他的自行车了，夸张的叫了一句，MY GOD，然后迈开他一真一假的双腿就要去追。

由于吴胖子当时所处地势较高，由于山路的陡峭而形成的视觉压迫，由于西藏风景带有的特别的眩晕效果，我当时觉得吴胖子骑着车飞上了天，就像电影《ET》里的那一幕。他轻盈的飞着，身上的每一斤肉都幸福的抖动着，对我们的挽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加速蹬两下，自行车就进入滑翔的状态，随气流盘旋而上。

9

第二年夏天，我终于和吴胖子一起出国玩了。目标并不是加拿大。我把那个捕梦网交给吴胖子的时候和他说过，一定要找机会去卡尔加里玩一趟，他也一口答应，他还重提买下一个小农场的愿望，但我总不能逼着他立刻花钱把这个愿望实施。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还是一个财务自由的标志，我有时会嫉妒这个幸运的胖子，凭什么他就发财了呢？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自己的嫉妒心，反而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跟着吴胖子蹭吃蹭喝，什么时候都是他买单，我应该报答他才对。和他出去玩那趟，算是我的一个回报。

那是马来西亚一家度假村开业，邀请中国记者前去报道，张罗此事的人和我是朋友，问我要几个名额，我说两个，我带一个摄影记者同去。打电话给吴胖子，他兴致盎然，和我在机场会合的时候，他专门弄了个摄影背心套在外面，拎着个大包，相机镜头带了好几个。我们先飞到上海，和上海的记者会合，有个上海姑娘立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她漂亮，皮肤白皙，吴胖子直勾勾的看了半天，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这个姑娘没什么缺点。”

上海姑娘身边已经跟着一个小伙子，留着一小撮胡子，很有艺术气质的样子，待机的时候他和那姑娘有说有笑的，上了飞机也坐到那姑娘身边。飞到吉隆坡，入境的时候这小伙子忽然不见了，我们在关口等了他10多分钟，才见他从厕所里出来。从吉隆坡转机，飞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大家各自进屋睡觉。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打开窗户，看见大海，我跳到相隔的阳台上，就听见吴胖子奇怪的鼾声，窗前的树上聚集了好几只鸟，好像是被吴胖子的鼾声吸引而来，嘤其鸣也。

早餐的时候，导游向我们介绍，这是全球性的连锁度假村，此次重新装修开业，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客人，消费一律免单，度假村里不用纸币，每个人发一串珍珠项链，喝酒就用珍珠付账，这番话一说，大家差点欢呼起来。度假村里有各式各样的游戏项目，你可以练瑜伽，学习空中飞人杂技，学打高尔夫球等等，但我和吴胖子最热衷的就是躺在游泳池边的椅子上晒太阳，有个日本模特儿，极瘦，在游泳池里拍照片，摄影师要4个黝黑的服务员把女模特儿托举起来，这么个场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和吴胖子就无所事事的看着。那个上海姑娘也来到泳池边，可她偏偏不下水，隔了会儿，小胡子也来游泳，他在水中游了几十个来回，最终气喘吁吁的上来。他告诉我们那个日本女模特儿叫福永爱，非常有名。

吴胖子掏出照相机跟着日本人一起拍那个模特儿，上海姑娘看见吴胖子的家伙，感叹他的设备真够专业，于是吴胖子说：“你给我当模特儿，我给你拍。”此时，上海姑娘才轻解罗衫，露出里面的泳装来，吴胖子把这个姑娘拍了个够，我和小胡子一杯一杯的喝着长岛冰茶，然后都扑上去和那姑娘合影。当时，我和小胡子达成默契，看谁能扑上这姑娘，至于吴胖子，我们还真没把他当成竞争对手。

吃过午饭睡觉，睡醒了接着游泳，然后是晚餐，居然有白吃的鱼子酱。然后是酒吧，这样神仙般的日子过了两天，我和吴胖子竟然都感到有些无聊。经试探，我知道那上海姑娘对我们毫无兴致，于是破罐破摔，和吴胖子日以继夜的喝酒。天蓝幽幽的，游泳池里的水呈现出一种粘稠的绿色，海浪声阵阵传来，夜色中吴胖子一身白肉，晃悠悠的站起来，走到泳池边，他忽然高声朗诵：“我遇到太阳，就把它按到水里面，我遇到爱情，就把它按倒在草地上。”然后他扑通一声就跳到泳池里，这时候，酒吧吧台边的小胡子端着一杯酒激动的跑过来：“刚才那是谁的诗？太牛逼了。”

　　我指着泳池里像个葫芦似的一起一浮的吴胖子的脑袋：“这是他的诗。”
　　小胡子举起酒杯和我相碰：“太牛了，我遇到爱情，就把丫按在草地上。”

　　显然，小胡子向那上海姑娘献殷勤也毫无结果，有点儿撮火。我和小胡子坐到泳池边，要了两杯威士忌，忽然小胡子从兜里掏出个小包，细细簌簌的卷了一支大麻，问：“你要来点儿吗？”我说我不要，小胡子抽了一口：“我吉隆坡入关的时候为什么躲在厕所里不出来？你没看见海关那儿写着吗？携带毒品进入马来西亚会被判处死刑！我这点儿小草，都混在我那茶叶桶里带过来的，昨天晚上费了半天劲，我才把茶叶和草分开。”
　　吴胖子游过来，站在泳池里接过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又吸了两口小胡子的小草：“你怎么没跟那姑娘睡觉去？”
　　小胡子做出痛苦状：“她勾搭了一个。”

我和吴胖子都来了兴致，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胡子言之凿凿的说，上海姑娘和一个新加坡小伙子勾搭上了，此时或许正共度良宵呢。正是被自己的这个消息所刺激，小胡子当晚越喝越多，又是唱歌又是浪诗，我也嫉妒，欲火中烧，吴胖子躺在泳池边上，把一杯酒放到肚子上：“你说，古龙写陆小凤能躺着喝酒，我怎么也练不出来这招呀，你看我肚子够高的了，怎么才能用肚子把酒倒到嘴里呢？”我找来一根麦管，插到吴胖子嘴里，他像做仰卧起坐似的抬头去够酒杯，最终还是放弃。

然后他躺着，用浑身的力气开始朗诵：“一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除非灵魂拍手作歌，为了它的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响亮。”如果我还能记的这首诗，我当然会飞快的对上：“因此我就远渡重洋，来到拜占庭的神圣的城堡。”可惜我早已是酒囊饭袋，根本无言以对。吴胖子翻身坐起，一顿一顿的说道：“人生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然后，跃入泳池，池水的波澜渐渐平息，我探头去看，吴胖子盘腿坐在水底。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晚是个盛大的舞会，所有人都聚在泳池边跳舞，我们看到那上海姑娘和她的新加坡小伙子抱在一起，我们看到小胡子和一泰国小妹相谈甚欢，也看到那个日本超模，吴胖子搂着她照了好几张相。那个舞会很疯狂，但吴胖子有一种旁观者的超然。他喝高了，拉着我说:“咱们啥时候去泰国一趟，听说好多人退休之后就在泰国生活，找个又干又瘦的泰国娘们儿，我们也找个小岛住着，根本就不用穿衣服。”这样随便许下的愿望我们大概说过100个，谁也不会当真，但这次我心生疑窦，他应该去一个寒冷的加拿大的农场，而不是一个温暖的泰国小岛。

那年秋天，每个人的故事都有了个了结。

吴妈妈在郊外的那栋别墅里去世，很平静，头天晚上保姆给她洗了澡，老太太睡了之后就再也没醒来。从那间卧室望出去，正看到一棵槐树的枝杈。某家外资公司要打造一个传播集团，收购了吴胖子的公司，他拿到了大笔现金。在吴妈妈去世之后，他也很快就把那栋别墅卖掉。那里有一套音响，吴胖子要送给我，我和他一起去验货，才发现吴胖子用一台小采访机给他妈妈留下了20多盘录音带，吴胖子说，他爸爸死了之后，他才发现他对老爷子基本上没什么了解，所以后来就时不时的跟吴妈妈聊天，让老太太回忆往事，“这些录音带我以后要整理成一本书，这是个人历史啊！”

很快我们也得知史小杏失踪的消息，电话是她前夫打来的，他告诉我们，小杏在加拿大某个国家公园徒步旅行时失踪，那地方有棕熊出没，山路陡峭，河流湍急，这消息让我们极感震惊。我知道，加拿大每年都会有不少徒步者命丧荒山，他们的亲人会在他失踪的地方做一把长椅，我和吴胖子商量着出钱做这样一把椅子，出于本能，我们还商量着在这长椅背后刻上一句话。

有天晚上，吴胖子电话召见我，告诉我他在那栋老干部楼，就是我们一起看毛片的老房子，我赶过去，他在客厅里坐着，叼着一支大雪茄，这套房子已经好多年没人住了，地上堆着好多纸箱子，茶几上放着一个文件夹，我坐下之后，吴胖子指着文件夹说：“这是我刚整理出来的，你看看吧。”那是史小杏给他写的信，最早的一封是从她教书的中学里寄出来，信纸发黄了，上面还印着那所中学的抬头，小杏说，她在学校里开始讲课了，除了生物课之外，她还要给学生开班会，她根本就不知道开班会应该和学生们说什么，她说，“你读了那么多书，你说应该给他们讲什么呢。校领导说，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你能先给我讲讲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吗？”小杏用黑色钢笔在“正确的”三个字下面画上黑点，在信的结尾，小杏说：“天气冷了，你要多穿衣服！”接下来有一封，小杏说她的自行车丢了，她用一页纸说她要买一辆什么样的自行车，“我听说北京被偷的自行车都在香河，我想去香河找找，实在不行就从那里买一辆回来，可要是从香河骑车回北京，还不把我给累死，再说这样是买赃货，我是人民教师，不能这样。”

慢慢信就少了，1998年小杏出国之后，更多的是寄一些明信片过来，但每个新年，都会有一张贺年卡，有一张卡片，图画是一个小房子，一棵树，一条小河，小杏在里面写道：“这里有房子，有水，有树，看起来也应该有平静的生活，但愿你有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加拿大风景，一片湖泊，周围是无尽的枫树，小杏在背面写着一句话，我们打算把它刻在我们的椅子上：“我眼前所见的都是美，但我知道，眼前的这种美不过是我心中更美的东西的影子。”所有的信、明信片、贺卡加起来不超过50件，我看完之后，吴胖子把它们装在文件夹里，他从兜里掏出那个捕梦网，也放了进去，然后说：“这才是噩梦。”

后来我认识一位艺术家，他在新疆长大，他的一个同学很早以前登山的时候遇难。这位艺术家做了个木头雕塑，是他同学的形象，他背着这雕塑爬上那座山，安置在海拔4000米处。我想给吴胖子讲讲这事儿，却发现吴胖子也处于失踪状态，我给他打电话，关机。然后是停机。那年冬天我又去了加拿大，在一片湖区，遇到一群华人，散发传单。原来有两个华人老头儿，清晨在这湖区打鱼，被当地人暴打一顿，扔到了湖里，他们来寻找证人，抗议对华人的侮辱。但当地人说，这片湖区一直就不许捕鱼。旅行途中，我向很多人打听小杏失踪的那个国家公园到底什么样子，他们告诉我，那里是加拿大鸟最多的地方，在北边。每年可能只有几百个游客。

回到北京之后我还是找不到吴胖子，我开始有些担心，打了一圈电话，最终找到小卓玛，她经常陪吴胖子一起开车出去玩，在马连道经营一家茶叶铺。我到那店里去找她，在门口看见吴胖子的车，那是一美国进口的切诺基，红色，经过专业的改装，吴胖子已经把这辆车送给小卓玛了，我追问：“是借给你开还是送给你？”小卓玛说：“是送。我和吴大哥以前开车出去玩的时候，他就老说要把这车送给我，我哪敢要，后来我有了男朋友，吴大哥说，等我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辆车送给我们当礼物。吴大哥那天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出门，这车送给我了。”小卓玛还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她说，吴大哥肯定是爱上一个好姑娘，跟着那姑娘走了。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但我却觉得最不可能，吴胖子这些年见过无数妖冶或清纯的姑娘，我没见他对谁有感情，而且我怀疑以他的体量，性生活都会是一种负担。根本就不会有一个姑娘能给他灌迷魂药，他也不会爱上谁。如果说这家伙迷上了某种神秘的教派，跑到青海出家当了和尚，我倒有几分相信。要说他遇到了爱情，我却一点儿也不相信。

在小卓玛的叙述中，吴胖子是个热情、开朗、慷慨的好大哥，他们相识于一次户外活动聚会，一起去小五台爬山，这两个胖子很自然的走在队伍最后，都说是为了减肥才参加户外运动，这第一次徒步就走了整整18个小时，后来吴胖子开车去玩，总叫上小卓玛，一路上互相照应。小卓玛和我回忆起我们在西藏开车的经历，她让我给她留下地址：“你的照片还有好多在那里呢，我早给你洗出来了，一直没给你寄去。”

两个月之后，吴胖子又出现了，他在电话里说：“我在上海呢。”我说：“我以为你死了呢。”他说：“哪里那么容易就死了呢？我就是清静清静。”他沉吟，一瞬间我脑子里电光石火：“你和那个上海姑娘搞上了？”他说：“我操，你丫怎么知道？”尽管他支支吾吾，回避了许多问题，但大体上我明白了他的活动脉络，自打我们马来西亚旅行之后，他一直和那个上海姑娘保持联系，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似乎更需要一个女性的抚慰，他跑到上海，然后去欧洲转了一圈，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那个上海姑娘就陪在他身边。他说：“我们打算结婚，然后移民。”我问吴胖子打算去哪里，吴胖子说：“我本来想去加拿大，可是，澳大利亚也不错吧，我还要再想想。”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吴胖子似乎已经将尘世中大部分琐碎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他爸爸死了，他妈妈死了，他的公司也卖掉了，他在世上孑然一身，我们似乎有一个约定，等我们都老了就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说说年轻时的事情。他安静的等待着我去赴约。

6

我时常会想起吴胖子，每当吃喝玩乐纵情声色的时候就更想。晚上去酒吧，或者遇到品酒会、雪茄会这样的场合，少了他的高谈阔论，就觉得嘴里的味道总是寡淡的。他的身量越来越大，但其形象越来越单薄，他衣着考究，穿衬衫，有时候是带袖口的衬衫，穿西装，戴着一块IWC手表，黑皮鞋一尘不染。他负责给我们解释一切生活中的享受：“IWC只做男表，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当然也不错，但我还是喜欢IWC，表盘子大，对机械表来说，表盘子越大，走得越准。”这时候如果有人抬杠说，石英表不也很准吗？吴胖子就微笑不语，环顾四周，那意思再明显不过：这傻逼是谁带来的呀？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时俱进，最终，饭桌前只剩下他，叼着一根烟，迷茫的看着桌上的残羹剩饭。

我们这场欢宴差不多延续了10年。1998年世界杯，正是三里屯酒吧街红火热闹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和一帮朋友结伴在一家酒吧看球，忽然看到门口几个美女鱼贯而入，身材高挑，一看就是模特儿，美女闪身进了旁边的一个隔断，听到她们娇媚的声音在喊“吴总，吴总”，然后我就听到了吴胖子的声音，我端了个酒杯跑过去，本想和他来个热烈拥抱，不料他颇为矜持的和我握手，完全是场面上的礼数，他给美女发名片，还递给我一张。不断有各色人等进入吴胖子这个场子，和模特儿说笑，我只好告辞退出，索性和朋友们换地方继续喝。世界杯持续了一个月，吴胖子倒是常常打电话要我预测比赛，他详细向我解释了什么叫“盘”，什么叫“水”，他也请我去酒吧看球，可我小心眼，为那天受到的冷落而百般推辞，最后一晚是巴西对法国的决赛，他依旧打电话问我谁能赢，我说，这不是明摆着呢，巴西肯定赢1个以上。那一晚北京下雨，巴西使馆搭了个大棚，邀请许多人去看球，恨不得顺带着庆祝巴西夺冠，结果法国队3：0干掉了巴西，吴胖子第二天打电话来：“赚了，哥们儿这会可赚了。”我想起一个笑话，说某个算命的能算对60%，另一个算命的只能算对30%，问你要求前途找谁去算命，答案是去找那个30%的，然后按照他所说的相反的方向去干。吴胖子不听我的，把钱押在法国身上，简直是对我的最大轻蔑。可恨的是，他做对了。

我们生活的场景转换了，换幕之时眼前一片黑，只听得匆忙的脚步声响。等灯再亮起，新的一幕开场了。吴胖子邀请我去他的公司转转，中关村早被城市改造弄得面目全非，我费了半天劲在他的电话指引下终于找到他的那座大厦，在A座还是B座的选择间又打电话给他，终于找到他的公司，在前台小姐的指引下，走过七拐八拐的工作间、会议室、财务室、副总经理室，来到他紧关着门的总裁办公室门前，敲门，他坐在大班椅上，他不会到门口接我，因为从前台走到他大办公桌前的那一小段路能给他带来的威严感，实在值得每个人分享。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刚坐下，他就从酒柜里拿出一大瓶子威士忌：“喝点儿吧。”

我想起以前我也曾去他的办公室见他，那时候他刚刚出来单干，包下一家酒店的套房，外间是办公室，坐着他的秘书，里间是他的办公桌和一张大床，我进去之后，吴胖子就高声招呼他的秘书：“第一，把你的破丝袜拿走！第二，沏两杯茶来！”女秘书穿着套裙，睡眼惺忪的走进来，从床上拿走她的丝袜。这是非常诡异的一幕，女秘书用两个纸杯子端茶进来，我在脑子里迅速切换场景，看见吴胖子把威士忌倒入玻璃杯，居然还有冰块。他把酒递过来，说：“小杏要出国了。”

从这瓶酒，我和吴胖子开始了一段醉生梦死的日子。当时他以一晚上开了几瓶酒为最自豪的事，总向我吹嘘，“头天晚上我们开了6瓶杰克丹尼”，或者，“那天我在歌厅把那几个小姐全喝趴下了，才两瓶XO。”尽管我很反感他这做派，但说句公道话，吴胖子不仅让我人生第一次吃到了水煮肉，也让我第一次喝到了占边，第一次喝到了杰克丹尼，第一次喝到了格兰菲尼。有时候他会在夜里两三点打电话过来叫我去喝酒，听得出来他舌头都大了声音都变了，我严词拒绝，或好言相劝，也有时会赶过去，在他喝得失去理智之前把他带回家。吴胖子已经接近90公斤，把这样一个散发着纯正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味道的胖子扛回家对我的体力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吴胖子发财了，他在郊外买了一间大房子，自己住在城里的一间公寓。公寓门口树立着古罗马式样的柱子和雕塑。

我也去城外参观过他的豪宅，穿过一片树林和一片高粱地，就到了那片别墅，所有的房子都透着那么粗糙，但门前的花园还是让人舒服许多。园子里种了许多花，吴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在门口晒太阳，那一瞬间我感到温暖，似乎吴胖子在外面酗酒就是努力赚钱的缩影，他那些不为人知的辛苦在吴妈妈被阳光照耀的苍老的脸上才获得意义。吴妈妈看见我，露出笑容，她站起来，拉住我，手抖得更厉害。即便像我这样没什么医学常识的人，也能看出这是帕金森症的早期症状。上大学的时候，去吴胖子家看1990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吴妈妈在深夜给我们做了一锅面条汤，那天我大声预测：“今天夜里，喀麦隆会1：0战胜阿根廷。”吴妈妈第二天知道比赛结果，从此就把我当成足球专家看待。那时候我就知道，吴胖子的爸爸患有癌症。吴胖子工作没几年，他爸爸就去世了。我和吴胖子说过那么多话，但好像从来没谈论过父母，史小杏也很快从我们的言谈中消失了。

 7

史小杏毕业之后一直当老师，1998年完成了为期6年的服务合同，她28岁，在一次相亲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很快结婚，很快就到了温哥华。那位工程师我们从未见过，据说是清华大学毕业。我们以为小杏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想到4年之后她离婚了，原因是那位工程师要回国发展，而小杏坚持要留在加拿大，实际上，两口子为什么要离婚，外人永远也弄不明白，她既然这么跟我们解释，我们也就这么听着。2003年春节她回到国内，我和吴胖子给她接风洗尘。吴胖子问：“你是不是不会生孩子啊？你要是给他生个儿子，人家就不会把你休了！”

史小杏听了这话沉默不语，我看着她的眼圈慢慢的红了，然后趴在酒桌上呜咽起来。吴胖子不依不饶：“怎么了？我猜对了？”史小杏抬起头来：“那你为什么不结婚？我猜是你有病！”吴胖子说：“我怎么有病？我不是一直在等你吗？”

这句玩笑让小杏妩媚的笑起来，她给我们讲述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吴胖子问，你在那里是不是和赖昌星住邻居，她就认真的给我们解释温哥华的街道，拿着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说她和赖昌星隔着好几个街区呢。她说她滑雪进步飞快，每天晚上都去市外的一个滑雪场，她说：“在滑雪场上就能看见市里的灯光，坐在缆车上能看见全市的夜景。”这两句话很有画面感，我总觉得一个女人看见灯光就会想到“家”、“温暖”这些字眼，但那个工程师从来没出现。

我们那一晚回忆了好多事情，但说来说去不过是大学毕业前那几个月我们怎么在一起喝酒，打那之后，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什么交集，即便我和吴胖子都在北京，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也早被嘈杂的现实所掩埋。平常我们都懒得懒得谈论，小杏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说笑的机会。我们回忆我们共同认识的所有人，包括小米，她的孩子都要上小学了，会背100首唐诗。这样的回忆只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意识到我们之间的隔膜，即便小杏算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无从探究她的内心，我记得很久以前问过吴胖子，为什么不和小杏好？他回答：小杏不错，但她是个沉溺于梦想的姑娘。这样的判断似是而非，现在我们连这样的判断都做不出来，许多人都变得和我们毫无关系。

小杏说她早就联系好了卡尔加里的一所大学，要去那里学环境，她还在卡尔加里动物园找了一份工作。她给我们讲卡尔加里，说那里有个牧场，10万英亩。她讲得很是细致，听得我和吴胖子都有些心不在焉。但她那份兴致盎然的样子深深触动我们——我们都懒得倾听，懒得和别人有更亲密的关系，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来到身边，她并不觉察我们之间的隔膜，也许她觉察到了，但她想努力打消这种隔膜。我和吴胖子也被调动起来，他问：“你在动物园干什么呢？”小杏说：“在那里当解说员啊。”这一下我们又说起和小杏相识的那堂植物课，吴胖子说，一定要再听她讲一次动物课，讲那里的棕熊，老虎和狮子，还有恐龙。我打岔：“动物园里怎么会有恐龙呢？”小杏认真的回答：“那里真的有恐龙模型，虽然有些学者说，动物园里不应该有这种游乐设施，可我们公园里的恐龙是最受欢迎的。”吴胖子不解：“你是说，好多人跑到那里去，不看活的熊，非要看恐龙的模型？”

那晚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去郊外放鞭炮，吴胖子的车后备箱就是一个小火药库，我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就停下来，放上一挂鞭点上一个礼花弹，遇到人多的地方就停留更长的时间，像比赛一样，放更多的炮。这个欢乐祥和的气氛让我们沉浸其中，直到看见一排消防车鸣笛开过，吴胖子说：“追上他们。”

我们跟着消防车开到郊外的一处贫民区，有两间平房着火了，夜色之中，那团火焰红得耀眼，能感到一阵阵热气扑面而来，黑色的灰烬也在天上飞舞，警戒线很快拉好，消防车的水龙头也很快就把火势压了下去，吴胖子忽然从车子的天窗探出头去，高声叫喊：“我们光明，我们新鲜，我们华美，我们芬芳！”然后他低下头来问：“后面是什么来着？”我问：“我怎么知道？你这是什么诗呀？”他说：“嘿！郭老的凤凰涅磐你都不知道吗？”史小杏从后座上站起来，也把脑袋伸出天窗：“我知道，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两个人男女声诗朗诵：“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

我看见一个警察向我们这边张望，连忙倒一把车，驶离现场，吴胖子和史小杏都跌倒在座位上，哈哈大笑，车子掠过一排排新建的高楼，吴胖子说：“这把火不够大，应该再大一些，把这片楼全烧了。”车子驶上高速公路，旁边又是一片更大的高楼，吴胖子继续呢喃：“把这片楼也应该全烧了，把北京全烧了！”小杏说：“别全烧了啊，我还要买房子呢。”

后来，吴胖子真带着小杏去看了几处房子，她想在北京投资，但转了几圈她又决定不买了，她说：“我就那么一点钱还是留着自己花吧，我反正也不打算回来。”她在北京呆了将近三个月，隔三岔五我们就聚一聚，有一次饭桌上，吴胖子去上厕所，小杏忽然问我：“他怎么还不结婚？”我说，不知道，也许他想要自由。小杏接着问：“他是不是发财了怕别人惦记他的钱啊？”我说，不知道，也许还是没碰上好姑娘吧。小杏沉吟，然后说：“他可真胖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8
我在酒店房间里等小杏，她到了之后按门铃，我打开门就看见她，没有拥抱，只是相互微笑，她看起来好像还年轻了一点。她颇为嗔怪的说：“你怎么才来啊？你上次来也不找我？”我之前来过两次加拿大，但都没有安排来看她，她也从来没有回国。我打开行李，取出一个大塑料袋，那是送给她的礼物，各种辣椒酱、豆瓣酱、酱豆腐。之前我们一直通电子邮件，她说这里的华人超市什么都有，但我还是给她带了不少吃的。

　　“你想吃什么？”她问。
　　“随便吃点儿什么吧，加拿大好像什么都不好吃。”
　　我们下楼，到停车场，小杏开着一辆巨大的SUV，我觉得跨进驾驶室都有点儿吃力，我说：“好大的车啊。”

　　“这里的人都开大车，艾伯塔省的油最便宜了，这里产石油，所以比加拿大别的地方都便宜。”不过6点钟的光景，但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她拉着我在市中心转了一圈，向我介绍这里的牛仔大会，每年7月间，北美的各路牛仔都会到卡尔加里，花车游行、赛马、喝酒、好多姑娘和牛仔乱搞，“你应该那时候来看看”。我们去了一家餐厅，这里供应艾伯塔省牛肉，餐厅中间立着一个木马，这东西我在电影里见过很多次，它会疯狂的旋转起伏，人们喝多了就骑上去要驯服它，“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骑上去，木马上居然也有马鞍子，坐着还算舒服，但我不知道怎么让它动起来，一个侍者端着一盘子菜从我面前走过，他冲我说：“那东西坏了。”我只好在木马上顾盼生姿，怏怏的下来。我们点了牛肉，喝着水，等着上菜，史小杏问我的旅行计划，我说我打算在这里呆两个晚上，然后去爱德华王子岛。“那个岛很漂亮。”她说。
　　“你是不是已经把加拿大转遍了？”
　　“没有，这里很大。夏天的时候，我去了北极那边的一个国家公园，那里还有一家中餐馆呢，叫北极龙，真厉害！”

　　那顿晚饭平稳的进行，她在饭桌上告诉我，加拿大森林茂盛，但有一种害虫，只要平均气温高两度，就能快速繁衍，把加拿大的森林啃下去一多半，所以要关注环保，防止气候变暖。她还说，尽管加拿大有许多可以出海打鱼的旅游路线，但海洋也面临污染，也许有一天海洋会塑料化，我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她就再向我解释。饭后，她带我去参观了一下她住的公寓，大概70平米，厨房里摆着很多罐头汤，卧室里有一股奇怪的香气，一个玻璃柜子里放满了植物精油，玫瑰，熏衣草，茉莉，天竺葵，洋柑橘，尤加利，柠檬，迷迭香，我们在客厅里喝了两杯茶，小杏打听起吴胖子，我告诉她，我也有很久没看见吴胖子了，他的公司业务好像也不那么忙了，他爱上旅游，经常开车去玩，一走就是一个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在四环路上被堵得严严实实，半个多小时就走了1公里，到京沈高速的入口处，我就掰了上去，沿着高速一直开到北戴河的海边，我想打电话给吴胖子，看他在哪里，准备第二天就开车杀过去找他，但最终我还是恢复了理智，在海边抽了支烟，连夜开回北京。”

　　小杏很兴奋的说，“那等我下次回国，咱们去西藏玩一圈，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我掏出手机：“吴胖子在外面玩，总发短信回来报告行踪，一会儿在甘南这边耍呢，一会儿又去内蒙了，他还写旧体诗发给我。”我从手机里找出两条保存的短信，拿给小杏看，她将其中两句朗诵出来，“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还有“牧草青如许，无复相思人”。

　　第二天，史小杏开车带我去野牛跳悬崖。一路上我看见许多辆粗壮高大的皮卡，车顶上插着爱德蒙顿一支冰球队的旗子，天气阴冷，我们在高速公路边的小店买热咖啡。我想，现在的吴胖子不会忍受这样沉闷的生活，他不喜欢冰球，不知道埃德蒙顿那支冰球队的名字，这里的牛肉虽然好吃，但比不得北京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菜，然而，这些算不上什么理由，如果倒退回去十来年，那个略有些桀骜不驯的吴笑宇一定会喜欢这里阴冷沉闷的生活，他会坐在家里的暖气边上，抱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并怜悯人类的贪欲，对那个沉迷享乐的胖子说上一串刻薄话。
　　我抱着热咖啡，说：“我应该和胖子一起来，咱们开着车走遍这里的美好河山。”
　　史小杏目视前方，说：“好！”
　　

“野牛跳悬崖”，是北美大平原的一个景点，很早之前，印第安人驱赶着成千上万的野牛，用火把它们逼上悬崖，后面的野牛会把前面的野牛冲到悬崖下面，这样，悬崖之下就是屠宰场，印第安人把摔死的野牛扛回家，吃水煮牛肉，把牛皮扒下来做衣服。在这个景点给我们当导游的是个印第安人，他手持一面大鼓，解说的当儿击鼓而歌，歌声苍凉鼓点激荡，我立刻就去纪念品商店买了两盘印第安人音乐CD，但带回北京之后，连塑料封套都懒得打开。悬崖之上可以看到周围一无遮拦的原野，风声猎猎。
　　小杏从纪念品商店里买了两个捕梦网，装在塑料袋里要自己手工完成，一个小铁圈，上面缠上皮子，再用坚韧的线一点点编成渔网的形状，印第安人把捕梦网挂在床头，据说这样可以阻拦所有的噩梦。回来的路上，我开车，小杏就在旁边编捕梦网：“这个是给胖子编的，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他，另外那个你自己编吧。”
　

　回到卡尔加里，小杏把我放到酒店就回家去了，她说她头疼，大概是在悬崖上吹了风。我自己在城里转了转，在商业区看见一家中国餐馆，在那里点了麻婆豆腐和辣炒牛肉，想要瓶酒，老板说他们不卖酒，没有酒执照。吃过饭之后我在酒店边上发现了一家脱衣舞厅，进去喝啤酒，里面音乐很响，一个舞娘用一张大海报卷成纸筒，让观众往纸筒里扔钱，扔中了海报就送你当礼物，我喝得醉醺醺的，带着两张脱衣舞娘的大海报回酒店，在路上发现自己的手机有好几个未接电话，然后还有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我睡觉了。祝你一路平安。小杏。”第二天早上，我去机场的路上打电话给她，她说：“就走了？”我说：“是啊。”她说：“什么时候再来？你回去和吴胖子说说，这边多美啊，你们一起来玩。”我说好，她好像要在电话里就定下约会似的：“7月份牛仔大会，你们来不来？”我回答：“好，来！”她说，“不许说话不算话啊”。我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离开卡尔加里，我当时以为，我会和吴胖子一起回来参加牛仔大会。

3

我和吴胖子的伟大友谊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一个早晨。那是1989年的一堂写作课，我早早赶到教室，却发现一个同学都没有，老师来转了一圈就回家了，我坐在空空的教室里看小说，吴胖子走进来问：“怎么都不上课了？”我宿醉未醒，头疼欲裂，口干舌燥，懒得理他，他忽然登上讲台，用黑板擦敲了敲桌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学习！”，我抬头看他，他接着说：“华北之大就不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拍案而起：“在这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怎么能躲在书斋里，我们要走上街头。”

 吴胖子笑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听百事可乐，扔给我，那甘甜的汽水滋润了我的喉咙，也滋润了我渴望友谊的心田。他问我：“走上街头，你想去哪儿？” 我们当天就去了北海公园，并在此后不停的闲逛，很快我们的友谊就达到了高潮，有一天他拉我去他家，关上门窗，给我看黄色录像。那是我第一次看A片，两眼发直，此后三天都精神恍惚。吴胖子的家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栋干部楼里的两个单元，一套两居室他父母住，一套两居室他自己住，屋子里放着一辆日本产的小摩托车，说是他爸爸送给他的18岁生日礼物，他不会骑，车也没上牌子，他说他爸爸有办法给他上牌子。我当时一个“官倒儿”也没见过，倒觉得要打倒吴胖子他爸爸，然后把那辆小摩托车抢到手。

 再后来学校里搞教育活动，每个学生必须参加，不论上面老师在讲什么，吴胖子都捧着一本书在课桌下面看，书名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教育学习之后，同学们都很沉默，有一个周六下午，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回家，他忽然对我说：“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很有收获。”我奇怪，问他收获何来，他说：“好多所谓苦难，都是他妈的活该。”说完他冷笑一声，又重复一句：“They deserve it。” 

吴胖子和我同一个宿舍，可他很少在宿舍里住，床铺上有简单的铺盖，却大多是给校园里的流浪歌手准备的，吴胖子住在家里。那时候他还不叫吴胖子，叫吴笑宇，体重70公斤。他私下里和我说，你怎么能忍受和一帮农民住在一起呢？

我们宿舍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我唯一反感的是那位甘肃同学，每天早上他都要叫我们起床去上早操，后来学校出台新规定，上早操才有资格评奖学金，不上早操就不能评奖学金，班里宣布这规定，第二天早上，甘肃同学蹑手蹑脚的下床，静悄悄换上衣服去上早操，不叫我们了。可惜我睡觉轻，一有动静就醒，所以我那个河南同学每天早上偷我的牙膏用都被我看在眼里。还有一位陕西同学，每个月会从自己的伙食费里省下10块钱寄回家贴补家用。我跟吴胖子说：“不住在这里，你不会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会了解中国。”

显然，吴胖子对了解农村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对每个同学都客客气气，但真有什么好事总拉着我们几个北京人，比如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出去下饭馆吃水煮肉。我怀疑他根本不认识几个班里的同学，可聊到班里几个漂亮的姑娘，他总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比如我们的班长，很漂亮，但看着总有点儿不对劲，吴胖子说，她的下巴稍微大了点，所以你们看着别扭。我好奇他怎么能一下找到问题症结，他说：“我学过两天美术，对画过画儿的人来说，这太明显了。”吴胖子热爱古典文学，我们有一门课叫工具书使用法，教你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怎么也没兴趣，吴胖子就说，古龙小说中有门功夫叫“大悲赋”，实际上，古时候有个文章叫“大乐赋”，讲的是男女交欢之事，我们两个连续两周泡在图书馆里，他指导我用工具书找到了“大乐赋”，还有好多淫诗，我们天天去看那些淫秽诗文。要是没有他帮助，我的工具书使用法肯定不及格。

当时也能看出吴笑宇要胖起来的迹象，他太喜欢吃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带我去吃水煮肉，服务员把菜端上来，把热油浇上去，辣椒和大蒜在热油之下散发出浓烈的香味，我的口水就流出来。浇油的过程很有仪式感，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请人吃饭只会点水煮肉。吴笑宇当时和我立下志向，毕业之后一定要吃遍北京所有的饭馆，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去吃一家，我们甚至规划了头几个目标，从新街口的柳泉居开始，沿22路公交车一线，吃到西单的鸿宾楼。地安门的明珠海鲜，瓷器口的肥牛火锅，被当成远期作战目标。

当时我们喝酒主要是在学校旁边的小饭馆，我们两个酒量有限，只以共同干掉一瓶二锅头为目标，但满脑子都是英雄情怀，在小酒杯里斟满了酒，我说：“古龙小说，写阿飞喝酒那段，客官喝什么？白酒。客官拿什么下酒？黄酒。”吴胖子点头：“的确牛。来，咱们干一个！”干完这个，他说：“金庸《天龙八部》里写乔峰在聚仙庄喝酒那段也牛逼，向望海要和乔峰喝酒，乔峰说，凭你也配和我喝这绝交酒？你和我有什么交情？”我举起酒杯，“是呀，你和我有什么交情！牛！”

关公用《春秋》下酒，我和吴笑宇基本上是以武侠小说下酒，等把武侠小说聊完了，我们就用别的书下酒，我当时爱看外国小说，就给他讲萨岗：“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的丑恶的生活。这姑娘牛逼！喝一个！”吴胖子爱看更高深一点的书，他给我讲萨特：“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又让我认识到那没什么意义。老萨特也牛逼！来，再喝一个。”这样的酒令走起来，总免不了互相较劲，我最怕的是他背唐诗，他张嘴就能来一首七律，我对不上，只能让他重复一遍，然后记下其中两句，“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那时候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所以到现在还记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

４

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的课程很少，于是天天跑图书馆，借出书来就在校园一个安静的长廊里看书，他那阵子忽然迷上了相声，看传统相声集，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拉着我说：“咱们两个说相声吧，我来逗哏，你来捧哏。就这段《大保镖》吧。”

我们两个脑袋凑在一处，对起《大保镖》的词儿，起初几遍磕磕绊绊，后来渐渐扔下书本，从午后一直折腾到黄昏，总算能结结巴巴的背上一段相声了。第二天在食堂吃过午饭，他居然还没忘这茬儿，还拉着我去排练，可我们越说越觉得无聊。假设当时我们是在一个舞台上，两个人皮笑肉不笑的说相声，台下的观众肯定会异常冷漠的看待我们，两分钟后就会嘘声一片，如果我们恬不知耻的继续说下去，观众就会愤怒起来。先被嘘下去的那一个肯定是我，不交代一句话，就满脸羞愧的跑下去，至于吴胖子，肯定会对观众说：“你们这帮傻逼，不爱听就算了，老子还不说了。”他不会对自己的表演水平有一点儿反省，反而会对观众的鉴赏水平极其怀疑。

我想尽快结束这个无聊的相声排练，就对他说，今天下午生物系组织一个活动叫“认识校园里的植物”，我们不如去学习一下。他老大不乐意的跟着我去了，那天下午我们认识了红松、油松、红皮云杉、桧柏、侧柏、国槐、垂柳、椿树、小叶白蜡、迎春、黄刺梅、连翘、木槿、沙地柏、月季、美人蕉，还认识了史小杏。史小杏是生物系四年级学生，那天的主讲人，她在图书馆门口等着来参加活动的同学，到最后稀稀拉拉的不到10个人，但这丝毫没有减少她讲课的热情。“认识校园里的植物”，自然要围着校园走上一大圈，越走听众就越少，最后只有我和吴胖子跟着史小杏，她站在一棵白皮松下，白衬衫外套着一件红毛衣，捋了一下头发，忽然从讲课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你们两个了？那咱们不讲了。咱们喝酒去吧。”

史小杏，北京人，师大实验中学的，按照吴胖子的血统论，总要打听人家是哪个中学的，一听是重点中学的就平添几分好感，当时我和吴胖子还为找工作的事发愁，史小杏则没这担忧，她保送进这个大学，学了四年，然后再回到原来那中学当生物老师。从她给我们讲了一下午的这堂植物课程看，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那天晚上在学校外小饭馆的酒桌上，小杏问我们毕业后打算干什么，我迷茫的不知何以应答，吴胖子斩钉截铁的回答：“挣钱！”这个志向我当然听他说过许多次，然后我们问小杏：“你有什么志向？”小杏斩钉截铁的说：“结婚！”在当时看来，这两个想法都合情合理，但实现起来却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一直不太明白，史小杏怎么会对吴胖子一见钟情，唯一的解释是，吴胖子的才华俘虏了小杏，他那天晚上大概背诵了十首歌咏植物的唐诗，我只记得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首《琵琶行》中学课本里就背得烂熟，可谁也没留心这里头还有一棵枫树一片芦苇。

没过两天，史小杏就到我们宿舍来找吴胖子，她认真打扮了一下，还是白衬衫和花裙子，但配了一条绿色的丝巾，和裙子上的绿色斑点相映衬，她身上有一种端庄的美，总让我想起电影《青春之歌》里的谢芳，我们那时候并不是不喜欢端庄的女子，但某种邪恶对我们更有吸引力，我告诉小杏，吴笑宇从来不住在宿舍里。小杏问：“那你有他们家的电话吗？”我陪小杏在宿舍楼的传达室里打电话，她背对着我，花裙子下的两条小腿各有一坨结实的肌肉，她也许心跳的厉害，连小腿上的肌肉也跟着一突一突的跳动，她对着电话大声说：“吴笑宇，你好啊，我是史小杏。”

我们在学校外的小酒馆里等着吴胖子，他很快就骑着自行车赶到，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背诗，而是讲笑话，吴胖子最拿手的是政治笑话，他的手一挥，就把我们带到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上，掠过桌上的炒饼和煮花生，史小杏就好像看到了克里姆林宫银质的餐具，吴胖子边说边演。他最后一个笑话我听过很多次，一个美国人吹嘘，我们可以直接跑到白宫里骂我们的总统，但不会被抓起来，苏联人回答，我们也可以直接跑到克里姆林宫去骂你们的总统，也不会被抓起来。史小杏乐不可支，吴胖子大概因为这次表演的格外成功也笑得极其夸张，他笑得站了起来，史小杏笑得蹲在地上，我看着他们两个说：“你们疯了吗？”这一下，吴胖子笑得更厉害，他用手指着我，想说什么又因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而说不出来，史小杏倒是边笑边点头，似乎明白了吴胖子的意思，他们在歇斯底里的大笑中达成了一种默契。后来吴胖子骑车，史小杏坐在大梁上，我坐在后座上，我们还为那个破笑话笑了一遍，把史小杏送回宿舍之后，我对吴胖子说，这姑娘喜欢上你了。他回答，会有很多姑娘喜欢上我的。

５

毕业之后两年，我和吴胖子见面并不多，他进了一家广告公司，我进了家报社，我们吃遍北京饭馆的计划一直没有实施，即便聚在一起吃饭，也就是街头小店，要100个羊肉串，两瓶小二，吴胖子工作繁忙，应酬颇多，吃饭时也不得消停，他腰间别着的那台汉显寻呼机会滴滴的响起来，他说要再买个大哥大。两年间我只见过史小杏一次，是在他们学校，史小杏担任初二班的班主任，她穿着灰色的保守衣服，上面沾着白粉笔灰，在教研室里捧着个把儿缸子喝水，边上有一满脸青春痘的男孩子，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被罚站，小杏看见我很高兴，招呼我坐下问长问短，那青春痘孩子拿眼角瞟着我，弄得我浑身不自在，我很想自作主张让那孩子赶紧回家得了，可小杏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终于，史老师把我放在一旁，专心的训斥那孩子，听那口气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被老师这样训。我们在学校边上的一个饭馆里吃饭，小杏不停的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这样的牢骚话我从没听吴胖子说过，在他面前，一个美丽新世界已经露出微光。

吴胖子对当时渐渐多起来的北京夜生活场所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他颇为神秘的向我吹嘘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和平饭店的和平HOUSE、还有京广名模，保利伊甸园什么的，答应带我去开开眼。几次三番的忽悠之后，他终于带我去了一家饭店里的卡拉OK厅。那天请客的是一个从日本归来创业的企业家，吴胖子介绍我：“这是北京记者圈里的大拿，您想宣传什么产品，或者给您做个专访，北京随便哪个报纸都能给您发。”我当时还没有丧失纯真，听了这样的介绍心里突突直跳，但外表还算镇静，很是矜持的点了点头，日本企业家问我们喝什么，吴胖子点了杯鸡尾酒，我就要啤酒，然后我们开始唱歌，日本企业家大唱日本歌，吴胖子气宇轩昂唱的是《摘下满天星》：“我要发誓把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酒过三巡，我也放松了，打听那位企业家的产业，他生产的是一种家用桑拿设备，一番解释之后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就是一口大饭锅，煮上开水，上面再蒙上一塑料布，人钻进去蒸着。企业家要送给我和吴胖子各一套试用，被我们婉言谢绝。多年以后，我还能在一些电视直销节目里看见这种设备。那次歌厅聚会之后，我一直害怕接到吴胖子的电话，怕他安排我去采访那个家庭桑拿设备的企业，更不敢主动和他联系。

吴胖子再打电话来是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这是我们毕业之后第一个婚礼。定在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史小杏和她的同事小米分别作为吴胖子和我的女伴出席，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200多宾客拼命喧哗，音乐根本听不见，我看见新郎新娘走进来，新郎像在学校食堂里跳舞一样还找步点呢，意欲显示出稳重大方，新娘穿着白色婚纱。看着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样子，我们就笑得合不上嘴。

婚礼按部就班的举行，承办婚礼的是一家专业的婚庆公司，所有庸俗的程序都顺着走一遍，拜见父母大人，夫妻对拜，新郎说：“我真的要感谢上帝，能让我认识你。”说到这儿，新郎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块大手绢蒙住了眼睛。我看见小杏此时也眼角潮湿，而吴胖子盯着饭桌上的肘花发呆。开饭之后，一伙人逼着新郎新娘做游戏，新郎站到一把椅子上，新娘把一个生鸡蛋从裤腰里塞进去，再从裤腿里掏出来，大家起哄、叫好。吴胖子吃饱了饭拉着我就要走，史小杏却兴致很高：“别着急走，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咱们多呆会儿。”

吴胖子说：“别在这儿呆着，咱们玩去。”我们跟着他下楼，到停车场，我、史小杏、小米就像探寻宝藏一样跟着吴胖子转到了他那辆大宇汽车旁边，小杏惊叫：“哎呀，你都开上车了！”吴胖子向我们炫耀这辆汽车，这个是音响，这个是方向盘，这个是档，他问：“去哪儿？”当时北京好像只有机场高速还算一条畅快的道路，我们就开车上了机场，一路上很是兴奋，小杏问这辆车多少钱，吴胖子说，这是二手车，几万块。小杏说，那我要挣好几年的工资啊。到了机场，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停下车，我们就站到外边看天上的飞机，史小杏忽然大喊：“吴笑宇，你什么时候买个飞机？带我们一起坐飞机！”吴胖子豪气干云：“好！”那天晚上我们接着去吃饭，四个人其乐融融。第二天，小杏就打电话给我，说要把小米介绍给我认识，我说，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你还是把她介绍给吴笑宇吧。她说，吴笑宇我还要自己留着呢，你和小米约会一下看看吗。

我和小米约会定在了富国海底世界，门票80块，在当时1000块就算高薪的情况下，这两张票160可真不便宜。这一次我和小米一起见识了豹纹鲨，须鲨，护士鲨，沙虎鲨，鳐鱼，海鲡，章红，印鱼，蝙蝠鲳，苏眉，老鼠斑，豹纹鳝，石斑鱼，狮子鱼，海象，海马，金龙，银鲤，石头鱼，到晚上找了个饭馆又吃了条鱼，后来又约着看了两场电影，在北京的街头闲逛。小米自然是个好姑娘，但这段交往无疾而终，那年冬天格外寒冷，我约会之后总想打车回家，黄色面的十块钱就能走好远，可我囊中羞涩，总要赶最晚一班地铁，地铁空荡荡的车厢里，我看见自己被窗玻璃映照出的一张麻木的脸。小米和我说起小杏，会提到她深深爱着吴胖子，而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能否获得幸福充满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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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四年，每到秋冬，我都去加拿大旅游。那真是个很大很大的国家，离我们最近的是维多利亚岛，岛上有一个雕像，是个瘸子，他叫TERRY FOX，面对太平洋，摆出一个奔跑的姿势。这小子1980年去世，死的时候不过18岁，他上高中的时候很有运动天赋，但查出来得了骨癌，不得不截肢，他做了个决定，要从加拿大最东边跑到最西边，大概5000公里，等于100多个马拉松，这么干是为了号召大家给癌症研究捐款。他跑坏了10多个假肢，还是死在半路上，后人就弄了个雕像，让他来到加拿大领土的最西头，面对着太平洋。维多利亚岛上完全是富人区，英式别墅，社区高尔夫球场，太平洋的海风吹来，气息宜人。雕像四周是一块草坪，这里就是加拿大一号公路的零公里处，这条公路有1万多公里。

我去了四次加拿大，一般的风景区算是都转了一圈，起初我觉得这个国家很乏味，但很快我就爱上了这种乏味，那里有空寂的山川河流，永远冷冰冰的。在落基山脉，我看见了七彩的湖泊，森林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绿色。在魁北克省，我看见了绵延1000公里的枫叶，在秋日的阳光下像幽暗的火，我看见了大块的乌云，有几千公里，从艾伯塔省的乡间一直通到北极。我想起了小说《简爱》的开头，小姑娘在阅读《英国鸟类史》，她从文字中想象那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阴凄凄的不毛之地，我也渴望再向北边走走，有两条路线很吸引人，一是从温哥华坐船到阿拉斯加，航行8天去看鲸鱼，二是去丘吉尔，哈德逊湾的一个城市，在那里能看到北极熊。加拿大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我再去。我还看了一个加拿大电影，叫《我的温尼伯》，导演坐火车要离开那里，却一直纠缠在故乡的回忆中。我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城市，也想去看看。我想尽可能去一些荒凉的地方，这里的大城市让人感到憋屈，它们太相似了，我在其中一个停留的时候，在西尔斯百货店给自己买了几条内裤，走的匆忙忘在酒店里，到了下一个城市，又看到西尔斯百货，在同样的位置买到了同样的裤衩。

在飞往卡尔加里的飞机上，一个印第安老太太就坐在我身边，她的手臂上全是刺青，面容苍老却看着比我还结实。飞机要降落时，她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就冲她微笑。她不肯罢休，又说了几句，我只好跟她说：“我到卡尔加里来看我的一个朋友。我和她认识十多年了，我来看看她生活得怎么样。”从表情上，我根本不知道老太太是不是听懂了，她挥舞着手臂又说了好几句，从语气上我也判断不出她是激动了还是生气了，我忽然想恶作剧，就用中文大声说：“我这朋友叫史小杏，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来这里三年了。”老太太看着我，微笑，嘀咕了一句，听起来像一句祝福，也像一句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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