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北京大雾，又有许多飞机耽搁在祖国各地，他们心向首都。我当时正在深圳，候机楼里所有的座位都满了，我充满优越感的坐在头等舱休息室里看杂志。有钱就是好呀！休息室里的座位是花80块钱买的，对面坐着侯耀华，人家才是花钱坐头等舱的人。其实一早就有人通知我北京大雾，可我还是按时赶到了机场，一位熟知机场内幕的朋友告诉我：打电话确认航班是没用的，机场总是会说航班正常，把你骗到机场，花钱买汽水买书，逛商店，或者买个头等舱休息室的座位。

Edwards-Jones，写过一本书叫《Air Babylon》，她的操作手法是，找一个熟悉行业内幕的匿名合作者，揭露这行当里的一些秘密。此书就是写坐飞机的秘密和八卦，包括机长经常喝醉，乘客在厕所里做爱之类。她用同样的手法还写了《时尚巴比伦》、《饭店巴比伦》等书。我想，如果大家集思广益完全可以写一本《巴比伦中国飞机》。比如说，某次旅行，飞机上了天，又返回地面，我问空中小姐：“怎么回事？”小姐回答：“机械故障。”我问：“那怎么办？是不是要耽误很长时间？”小姐回答：“不用很长时间，换个胆子大的飞行员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某个人托运行李，“我要让这件行李先到贵州，再到西安，然后到上海。”地勤人员说：“这不可能，只能去一个地方。”乘客说：“可你们上一次就是那么干的。”这样一本飞行笑话集一定能在机场书店里卖得相当好，不过，我最喜欢的飞行笑话是，一个火爆脾气的乘客，跟一只鹦鹉一起大骂乘务员，结果被双双扔下了飞机，在空中，那只鹦鹉对乘客说：“你丫又不会飞，瞎牛逼什么？”

所以，对待机场和机组人员一定要客气，《Air Babylon》一书中就说，如果你对给你划座位的服务员不客气，她就会用电脑上的即时聊天工具和飞机上面的人沟通，把你安排在一个吵闹的婴儿旁边。这本书里还说，如果你想升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旅行证件中夹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有一次我出门之前心绪不宁，老觉得要出点麻烦。早上起来想先去雍和宫拜一下佛，祈祷一路平安。半路上就接到电话，问我是不是到了机场，原来飞机是上午11点的，我错以为是下午三点，果然麻烦了。赶到机场，汉莎航空飞往慕尼黑的班机早就关门了。我万分焦急，那可是商务舱的票呀！紧急咨询了一番，赶紧去奥地利航空公司买票，先飞维也纳再飞慕尼黑，售票员告诉我：“我们OS的商务舱比他们LH的要大呢！”赶到慕尼黑，我和来接我的主人说，“人家OS的商务舱比你们LH的要大呢！”他说：“所以你故意误了飞机？”

加航总做广告，宣传自己的航班飞北美是多么便宜。最近他们航班上的座位做了些调整，商务舱的座位都斜着，据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不过更多数的客人表示支持，因为经济舱的座位间隔好像大了一两英寸。别小看这点空间，它能让你舒服一点。乘经济舱的长途旅行基本上就是把脑子坐到麻木，把屁股坐到生疼，吃最难吃的饭，看最难看的电影。

就在北京大雾降临的时候，空中客车380完成了从新加坡到悉尼的首次商业飞行。这空中客车已经被报道过好几万次了，不过大家依旧关心，新加坡航空公司会怎么分配座位，空客380要是全用经济舱的空间来安排，能搭载850人。新加坡航空公司是世界上公认的服务最好，据说，大多数航空公司处理飞机上的意外死亡就是把尸体拖到厕所，然后把厕所锁上，只有新航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线上，专门备有装尸体的冰柜。这次从樟宜机场到悉尼只飞7小时，未必有冰柜，最终搭载455名乘客和30名机组人员。其座位分配是，经济舱399个，商务舱60个，头等舱12个，叫套房Suites，有35英寸宽的座位和6英尺长的大床，电视屏幕23寸。新航到悉尼的首次飞行，机票搞了慈善拍卖，价格在560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以后的票价，经济舱与747持平，商务舱比原价提高15% 头等舱比原价提高20%。也就是说，乘坐380的经济舱不会贵。我看各路记者对新航头等舱的描写，也琢磨不出到底是什么样子，商务舱的座位是34英寸宽，经济舱的座位多宽始终找不到，但所有报道都说，经济舱的座位也很宽敞。

当初造这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对飞机上的空间加以想象，有人说上面能弄个游泳池。新航的飞机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淋浴间、免税店、保龄球和赌场，他们选择给各个级别的舱位都增加一点空间，英国《每日电讯报》说，阿联酋航空公司、英航、汉莎等几家公司也将和新航的安排大同小异。总之，380上的经济舱座位对3万英尺高的最不人道的空间加以改变了。

回到北京的时候，雾还没有散，380的北京试飞活动也取消了。

英国的崔佛斯爵士，做了多年的临床医生，退休后开始写作，他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我曾被我的上司指派，去说服一个女人同意让我们为她女儿开刀，不过是动个小手术而已。我在接待室中和那女人见面并进行解说。我相信我已经用最亲切及充满信心的口吻为她说明了全部手术的细节。当我说完后，就问她是否愿意签同意书以进行手术。她回答道：“同意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谁来付葬礼的钱？”

崔佛斯爵士说，这件事反映了20世纪初人们对医院的态度。不过，100年后这个故事还是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意思。崔佛斯爵士的作品有《象人》和《老候诊室》，没看过，以上这故事转引自《蛇杖的传人》。不过，好像有个老电影《象人》，是由Anthony Hopkins演Frederick Treves医生。

一只鸽子停在白求恩雕像的脑袋上，编导喊：“别拍了，这样的镜头用不了。”于是摄影拿了块小石头要把鸽子轰走，小广场上人来人往，小石头不好轻易出手，那只鸽子忽然振翅飞走，摄影连忙开动机器，拍摄白求恩雕像的画面，但只不过几秒钟，另一只鸽子又飞上了雕像的脑袋，拍摄只能暂停。这是蒙特利尔正在修建中的“白求恩广场”，两位电视记者正在拍摄白大夫，汉白玉雕像是河北人民送给加拿大人民的礼物，如果头上有鸽子，那会破坏白大夫的英雄形象。见多识广的导游告诉我，她在英国见过一位国王的铜像，头上插满钉子，近了看就像剃着板寸，那钉子是防止鸽子落在上面乱拉屎，腐蚀铜像。许多蒙特利尔人并不知道这位白大夫是谁，但为了吸引中国游客，“我们正打算开辟一条白求恩路线，白求恩在这里生活了10年。一会儿我们就去看看他工作过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去年去多伦多的时候，曾经去参观过格雷文赫斯特镇的白求恩故居。格雷文赫斯特原本是个木材业小城，镇中居然有一座小歌剧院。歌剧院前也有一尊白求恩塑像，我总觉得比真人体量小的全身雕像，总有几分滑稽的味道。即便蒙特利尔这一尊，被高高的放在底座上，也不那么威风。导游介绍：“他面对的是蒙特利尔最热闹的商业街，我们都说，白大夫大概在留恋这里的夜生活。”

格雷文赫斯特镇位于安大略的马斯卡湖区，周围的景色秀美。这里是白求恩出生的地方，他三岁就随他的牧师父亲迁到他处。镇上的那栋房子属于教会，加拿大联邦政府1973年购买了这座房子开辟为纪念馆。留言本上密密麻麻写的大都是中文。我上大学时候在图书馆里翻阅过他的传记，印象最深的是宋庆龄写的序言。后来又找到这本书，三联书店1979年的老版本，《手术刀就是武器》，插图第一幅就是格雷文赫斯特镇上的白求恩故居，最后一幅则是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的白求恩塑像，和蒙特利尔的那一尊一模一样。

有人告诉我，现在有一款美白产品叫“白大夫”，口号是“就要让你白”；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也是一个具备摇滚风格的愤青医生，和白求恩很像。在去格雷文赫斯特之前，我对白求恩的印象就是那部老黑白电影，还有毛主席的名篇。去过之后，印象最深的是白大夫当年伤的是中指，于是总开玩笑，说：在加拿大树起中指，是为了纪念白求恩，是向人类解放事业致敬。

格雷文赫斯特的纪念馆里可以看到业余画家白求恩的作品，还有“白求恩肋剪”，这一沿用至今的外科手术工具是白求恩当年从鞋匠那里得到的灵感，用剪皮子的大剪子改造而成，专门用来剪肋骨，白大夫说过：“一个外科医生，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

蒙特利尔的导游解释白求恩从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转到条件相对较差的圣心医院是为了更好的救助穷人，也有资料说，当年白求恩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才不得不离开。白大夫从不满足于做一个开业医生，他越赚钱越面临良心的压力，他也不满足于做一个知名的胸外科医生，他不止一次的把他的诊所改成免费医疗站，给穷苦人做手术，他认识到：“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部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白求恩患上肺结核在纽约的特鲁多疗养院觉得自己是在等死，他说，命运的牺牲者只有付出承认失败的代价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在他治疗好自己的疾病之后，他就少有这种对个人命运的抱怨，他不喜欢富人有富人的医疗，穷人只能得到穷人的医疗，他想改变整个医疗体制，他想改变医疗教育和大众教育，最终他想改变那个让人们不健康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于是他加入***，他到西班牙前线，他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战争。他在中国留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医院和医科大学，遗憾的是，肺结核这一贫困者的疾病在这里依旧是顽症，中国的肺结核病患者在全球是第二位，发病率是367/ 10万人。

蒙特利尔的白求恩雕像底座上写着白大夫的生卒年月，1890年格雷文赫斯特，1939年黄石口，导游说，许多人不知道黄石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白大夫牺牲在那里。我希望白大夫的雕像下面都能写上毛主席的评价，让每个瞻仰者反思怎么才能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篇《纪念白求恩》开头就说，白求恩志是加拿大***员，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实际上，白大夫逝世时不过49岁，主席的文章也不会错，那是按虚岁算的。

热尔曼·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说阿兹泰特文化，“没有一个文明民族如此长时期的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类比他们更可悲的意识到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软弱无能。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嗜好死亡和杀戮的神奉献血的供物，太阳必须日日喂给人血以继续他的行程。”

青年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将跨越障碍与壕沟，用鲜血洗染我的武器，在愤怒的驱使下屠戮所有落在我手中的敌人。接着，带着一种仿佛要耗尽我近来得到的所有愉悦的疲惫，我看见自己被献祭给真正的革命，个人平等的伟大倡导者将以惩戒的口吻宣读：你认罪吧。我感到自己的鼻孔在膨胀，在品味着火药和敌人的鲜血的刺鼻气味；我绷紧身体，做出格斗的姿态，准备把自己的身体用作一片宗教圣地，而凯旋的无产阶级带着新生的活力与希望发出的野兽般的咆哮将在这里回响。”

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建立起“切·格瓦拉”自治区的“副司令马科斯”很像是从马尔克斯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两只手腕上一边戴着一个手表，不管白天黑夜，随身携带一把巨大的手电筒。两个手表是分别纪念丛林中的鏖战和停战，而手电筒则象征着墨西哥原住民在永久黑暗中的挣扎。

这位“副司令”先生从阅读中寻找世界的真相：“《百年孤独》让我看到了那时候真实的墨西哥小镇，《克鲁兹之死》是讲墨西哥大革命，《怀念的日子》是分析中产阶级的命运，《城市和狗》是我们自身赤裸的画像。我们以投身文学的姿态投身到世界里去，这使得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从文学中看世界，则比从新闻中看到的世界更为真实。”

他说他12岁那年读到了《唐吉诃德》，这本书成为了他一生的最爱。文学提供了他最终成为革命者的精神和智识条件，“唐吉诃德，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是最好的了解墨西哥政治系统的工具，那些政论专栏作家全是废物。”

我十一假期去了趟加拿大，在那里看见了满山遍野的枫叶和满山遍野的日本人。导游告诉我，日本人之所以喜欢旅游，是因为日本生活成本太高，在家里呆着比出门转悠还费钱，所以他们就出国旅游。这说法未必确切，但我一想到日本人会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的满世界转悠，就觉得很好笑。

出门旅游总有一种错觉，以为我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了，不用为家里的油盐酱醋发愁。每天早上醒来，走出饭店房间，门口已经挂上了当天的报纸，拿着报纸到楼下吃早餐，餐厅里满是洋人，招待很热情的问：咖啡还是TEA？坐下之后吃面包、熏肉、炒蛋，然后就着一杯黑咖啡，翻阅当天的报纸。在多伦多的德尔达酒店，我看到头版上昂山素季的照片，背景是模糊的红色旗帜和黄色五角星。加拿大的全国性报纸叫《环球电讯》，更加重了我的主人翁责任感，我仔细阅读那文章，“没有人知道她对目前发生在缅甸的事情怎么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在哪里，但她无疑是现在缅甸抗议活动道德上的领袖。”文章接下来是联合国官员对缅甸局势的看法，然后就开始讲述昂山素季的故事。她的传记作者温特尔（Justin Wintle）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恰好我大略翻阅过Justin Wintle的那本《完美人质》，头一章节就写到士兵对一个村落的屠杀与洗劫，那里的山川河流没有历史记忆。看过这本书就会知道，9月底在缅甸发生的那场骚乱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我想，如果昂山将军没有被暗杀，如果他掌握权力，他会不会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如果那样，昂山素季会不会是一个平淡的“高干子女”，依旧会去英国念大学，嫁给一个英国人，悠哉游哉的过完一生呢？昂山将军自己否定过这样的假设，他说过：政治决定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你注定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会涉及到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活着，你可以不考虑政治，但政治考虑你。那一天《环球电讯》国际新闻中还有一篇特写，说的是乌克兰两个下岗工人姐妹，在选举前的心理，两个人生活背景相似，却支持不同的阵营。这个故事恰如其分的证明了昂山将军的判断。

在渥太华，我们住在一家公寓式酒店，那天早上的报纸，头版是一张大照片，一个士兵持枪坐在缅甸的寺庙，报道中说，缅甸开始杀和尚，焚尸灭迹，因此到底有多少和尚死去很难核实。不过当天报纸里最好看的还是一篇特写，讲一个聪明的波兰小伙子，在波兰开设了一条旅游线路，到波兰某城市体验“斯大林时代的生活”，该城市保持着苏联建筑平等与庄严的气氛，曾是“工人阶级的天堂”，用“拉达”车运载游客的经营者说：“我要让人们逃避一般性的旅游路线，向人们展示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旅游线路早就固定好了，从渥太华出发坐火车前往蒙特利尔，当天下午去游览市容，逛到唐人街，看到一招牌，叫“满地可华人总会”，当时我就疑惑，这是个什么组织，然后才明白“满地可”不过是蒙特利尔的另一种翻译，这个译名太好了，透露出一种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洒脱，世界那么大，到哪儿都可以。昂山素季要告诉世界，“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囚徒”，这样的环境是比较糟糕，“满地可”就是乌托邦呀。

在蒙特利尔，我们住在希尔顿酒店，早上起来能看见西装革履的商人在准备商业会议，当天早上的报纸，头版是记者发自曼谷的报道，讲述三个和尚从缅甸逃到了泰国。“开始是催泪瓦斯，然后就是子弹，我不知道往哪里跑，我要逃命。”一个48岁的和尚说。这是一个成功逃亡的故事，后面的报道是缅甸政府打算与昂山素季展开对话，观察家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后面的社论版上有一篇言论，自由终将降临，人民必将胜利，这篇言论给这几天的系列报道画上了一个空洞乏味的句号。作者似乎根本不知道昂山素季说过，多忍受一天，就多失败一天。当然，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天国际版中还有一篇特写，讲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环境终于得到了改善，一张大照片，一个壮汉坐在小船上于湖中垂钓，手里拿着一条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条鱼，得一斤多。

在加拿大的行程安排中，并不是每天都住在酒店都能有报纸看，其间有几天我们住在乡村小旅舍，早上起来打开窗就看见大片的湖水，走出去几步就到了湖边，许多海鸥在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湖水荡漾着来到脚边。“也许绿宝石那样凉爽/就象捧在手中的水/但是啊也许我们的权利/只是破碎的玻璃/捧在手里”。这几句话曾经出现在昂山素季的演讲之中，我不知道这是她自己做的诗，还是一首被传唱许久的歌谣。

 插图作者  陈曦

 这是大家仰望伟哥瀑布

这是金斯顿城外westport上里多湖

这是哥哥我躺在船尾，畅游里多运河

蒙特利尔又被翻译成满地可，这名字不错，这是满地可的香山公园，满山遍野的红叶。可惜了，我的照相机和照相技术，这次又被人批评和指导过，依然拍不出一张好照片。

1997年夏天，我用9600块钱攒了个586电脑，学会了收发电子邮件，也学会了上网。但电脑一般是打游戏用，我还没有见识到网络的美妙。直到那年的8月底，戴安娜去世。我在雅虎和CNN上看到了无数篇新闻报道，一个链接接着另一个链接，我吃过晚饭就拨号上网，“猫儿”发出刺耳的声音，等好长时间，才能显示出国外那些新闻网站。这样看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然后看到特雷莎嬷嬷去世的新闻。看到戴安娜与特雷莎交往的故事，知道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纯洁之心”，知道了印度要为这位修女举行国葬。网络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我认识了以前不认识的人。

10年之后，戴安娜又一次成为热门人物，她的照片再度出现在杂志封面上，她的衣物也搬到澳大利亚去展览，蒂娜布朗的新书摆满了柜台，据说里面是对戴安娜的新阐释。这个时候我看到9月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特雷莎嬷嬷，她也去世十周年了。这个封面故事说的是，特雷莎的一本书信集将要出版，她的私人信件显示，很长一段时间，这位修女都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1979年12月11日，特雷莎嬷嬷在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她在演讲中留下许多光彩的句子，“基督在我们心中，基督在我们遇到的穷人身上，基督在我们给出和得到的微笑中。”但在她的私人信件中，她总哀叹“黑暗”、“孤独”、“痛苦”，她说“微笑是一种面具，能掩盖所有事”，她怀疑口口声声宣扬上帝的爱是不是“伪善”。

特雷莎出生在马其顿，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印度为贫苦人服务。1997年去世时，她的仁爱传道修女会已在全世界127个国家开设了600多座分部，其工作包括弃婴收容院，麻风病中心，救助吸毒者、酗酒者、艾滋病人等等。她还两次来中国，试图建立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她曾嘱咐旁人在她死后要将她的所有信件销毁，但这些信件保存了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位圣徒和我们一样的怀疑：看到了人世间最苦难的一群人，看到了地狱一般的生活，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真的有天堂吗？

BBC电视台曾经去加尔各答的“纯洁之心”收容所，拍摄特雷莎嬷嬷的一个纪录片，收容所里光线很暗，记者们说，根本无法拍摄，是浪费胶片。但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光线合适，在特雷莎嬷嬷有限的几本传记中，大家都采用了一种解释：那些修女们从事的事业是如此伟大，以致于她们身上都放射出光辉。我相信这种解释，也相信特雷莎嬷嬷为穷人祈祷的所有奇迹都能成为现实。她在大吉岭静修的时候，说她得到了神的旨意和召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文学性的描绘。

《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里有一个故事，14世纪的意大利，圣女凯瑟琳据说经常能看见耶酥，凯瑟琳留下的书信和重要文献《与主密谈》都是她口述由别人笔录，这个没有念过书也没有读过神学的人居然有丰富的神学知识。凯瑟琳对此的解释是：基督耶酥是我的导师。“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声响，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圣女小德兰（1873——1897），成年中的所有时间都是在隐修，她只活了24岁，死的时候只有几个修女送葬。她是加尔默罗修会的，按照修会传统，修女去世后，修会会把她的言行和生平印一些小册子，分发给姊妹修会。《灵心小史》本来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但一版再版，被译为50多种文字。

现在我们也有机会看到特雷莎嬷嬷的《come be my light》，有神学家说，这本书势必会和奥古斯汀的《忏悔录》一样成为经典，有哲学家说，这本书向现代人表明，不论有无信仰，每个人都会有怀疑和黑暗时刻。一个人的个性越强，他的净化过程就越强烈越漫长。不过，从《时代》节选的几个段落看，我更喜欢特雷莎嬷嬷的那些演讲和语录，“如果我们不受苦，那我们所做的，都不过是世俗的”，还有“我不瞻顾众人，我只照料个体。”

至于她的怀疑，好几百年前就有一个异教徒说过：“我清晰的体会到，在所有造物的领域既找不到上帝，也找不到他的名称。与其说上帝是某个事物，倒不如说他摆脱了任何概念。”我觉得特雷莎嬷嬷本身就是上帝存在的明证，正因为有这样的人，“那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智者的眼睛里看来都是隐秘的上帝，也就永恒的被称颂。”

我有一位朋友，经常给我发短信，全是他写的旧体诗，“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一看就知道，这是北京前两天下雨了。他出去玩更是诗兴大发，看题目就知道他去哪里了，前些日子是“锡林格勒草原二首”，诗云，牧草青如许，无复相思人。再早一点是“三亚其四”，起笔就是乱世爱河叹欲河，这大概是在歌厅里忽然发感慨了。不过，结尾一联不错，思来总有千般恨，落笔偏觉半字多。那就别写了，不行，老写，老发，报告行踪，可有时候看短信，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因为诗句是这样的，白云塞北无凝滞，行到江南亦坦然。反正就是在祖国大地上溜达。

我总觉得写旧体诗，是文人的一标志。到了一个地方，总要写点什么缅怀一下。有时候，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那也要矗立在风景中。一般来说，我随身带着一个ipod，旅途之中不会写诗，就听听音乐。比如在俄罗斯，我就听听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比如在雪山或高原，我需要一点穿透力极强的声音，那就听听苏芮。

曾经有记者采访萨特，问他为什么老带好多钱出门，他的回答非常絮叨：“我的想法是要随身带着尽可能多的能确定我毕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带着能在此时此刻代表我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不依赖任何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什么，能够立刻调动我的全部可能性。”这番话说下来，我觉得他最需要一张信用卡。

我的ipod里面存着不少歌，到一个地方就能给自己点一首。也有我的“全部可能性”，但有两次，我觉得这东西毫无用处。一次是在加拿大，参观“野牛跳悬崖”，给我们解说的印第安人说着说着忽然唱了起来，歌声苍茫。还有一次，在马萨达的缆车上，10多个黑人也忽然唱了起来，和声丰富。这些人根本不会用ipod，因为他们带着自己的嗓子呢。可惜我既没有写旧体诗的本领，更五音不全，眼前有景也唱不得。

多年前，我就知道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伴随着赵忠祥老师亲切的解说，不远万里的来到北京。后来，有朋友去维也纳旅游，拍回来一堆照片，其中有好几张是在金色大厅里，背后站着莫扎特，原来那里也是旅游景点，也有人打扮成太监宫女。但金色大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非常崇高。

最近，有一位文化交流的使者向我呼吁，你们要做一做金色大厅的题目。他说，自从我们的一位民歌手到那里演出之后，那里接待的中国演出团体越来越多，来自大庆、潍坊的合唱团都去金色大厅，回来之后的报道，都是“歌声响彻金色大厅”、“歌声喝断多瑙河水”，到那里演出，每场付20万人民币的租金就行，但票务工作是个大问题。票都给使馆，使馆又送不出去那么多票，都给了维也纳中国饭馆的厨子，厨子下午7点开始做饭炒菜，所以演唱会都是下午5点开始，即便这样，维也纳的华人也受不了了，听了太多的合唱和民乐了。这位文化使者下一步的工作是把战友歌舞团的《杂技天鹅湖》带到欧洲去，可一位曾经在巴黎的中国使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看杂技已经看疯了。每次杂技团到巴黎演出，他都要出席，自己都快能练杂技了。

文化使者希望我能完成一个艰巨的工作，肃清演出市场，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演出市场。但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只能从他那里学习一点认清真假演出的小技巧。再看到哪位中国歌唱家在巴黎的Salle Cortot音乐厅获得掌声，在华盛顿那个“被誉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殿堂，美国文明的基石”的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民俗中心举办了演唱会，就不那么轻易相信其水平了。

文化使者特意嘱咐我：每到新年，要是看到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了，千万别相信。那时候维也纳爱乐乐团忙着呢。某一年，一帮人弄了一个乐团，号称是“维也纳爱乐”，其实里面没几个人拿奥地利护照，全是布拉格来的流浪艺术家，这些人到南方演出，看见自己被宣传为“维也纳爱乐”，害怕了，不敢演，还写信给奥地利使馆的文化参赞，情况反映上去，演出单位不承认错误，因为他们拿到的批文就是维也纳爱乐来中国演出，红头文件是不能随便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