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高中英语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威廉退尔的故事，这个瑞士农民反抗奥地利暴政，执政官把一个苹果放在他儿子的脑袋上，让他用弓箭射，威廉退尔准备了两支箭，要是误伤了儿子，就再射一箭杀死执政官。德国诗人席勒写过这个英雄，意大利人罗西尼改编成歌剧，我问瑞士经济促进署的马瑞先生，威廉退尔算不算是瑞士的民族英雄。他说，那是德国人编出来的故事，我们瑞士有自己的英雄。他说了一个名字，我转眼就忘了，看来，英雄是要靠文艺作品不断颂扬和传播的，威廉退尔有塑像，旅游地的剧场还经常上演他的故事，反正大家会把他的形象和瑞士联系起来。

在洛桑参观奥林匹克博物馆，最吸引我的藏品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美国“梦之队”全体队员签名的一只篮球，在我看，它的价值远胜于那些来自希腊的古董。展厅以历届奥运会为线索，最后一部分，是北京2008，温哥华2010，伦敦2012，索契2014，北京的背景板下面，摆着几个福娃。看来，这部分的展示是两三个月前刚布置过的，索契是那时候获得冬奥会主办权的。当时在危地马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卢武铉都去做最后陈述，分别为索契和平昌拉票，结果出来后，平昌的房地产价格大崩盘，好多地产商人和投机商人都破财了，普京则表示，要邀请韩国企业参与索契的奥运工程建设。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说，他考虑以后不再接受国家领导人出席最后陈述。其理由，我替他说，是害怕大国领导人的影响力，怕奥运会成为国家经济行为。韩国平昌的人民也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卢武铉总统的个人魅力抵不过普京。恰好前不久我刚看过普京总统的一组照片，他赤裸上身，钓鱼、野营，那形象真是不错。

其实，谁都重视形象问题。这次去瑞士，说是商务考察，要准备5件衬衫，两件整装。最高规格的约会是瑞士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女士的接见，瑞士也是“七常委”，由人民选出国家的七个首脑，轮流当国家元首，每人一年，轮不上的时候就当部长，一个人兼管好几个部，这么一说，我是前所未有的受到了一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邀请方特意提醒，洛伊特哈德女士40多岁，是个极有魅力的女子。瑞士之行，我们在普华永道见到了一两位高级合伙人，在瑞信银行的董事局会议室见到了许多银行家，合伙人就是合伙人的样子，银行家就是银行家的样子，洛伊特哈德女士更是风采翩翩。据说她是“七常委”中最受民众欢迎的一位，不知道这里面，形象因素有多少。

我们到洛桑，住在美岸大酒店。入住之前，马瑞就提醒我们，店里有位梅乐夫人，会和我们讲中文的。这位经理会讲十多种语言，一见面就用中文和我们寒暄，然后给对我们报人名，中国的哪几位领导人曾住在这里。房间里特意放着有关梅乐夫人的剪报，是《光明日报》等中文报纸对她的特写，典型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要不是岁数不对，我都相信，周恩来总理在美岸大酒店会见卓别林的时候，梅乐夫人都恭候身旁。

卓别林当年是左派，不能回美国，就在洛桑附近的小镇子沃维居住，靠着日内瓦湖，景色美丽，最后死在这里。如今沃维镇上有雀巢总部，有一家美国企业的欧洲总部，总部的领导晚上和我们一起吃饭，介绍在瑞士做生意的好处，出席晚宴的还有洛桑市长、瑞士西部州县经济促进局的干事等等，晚宴就设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顶层，从露台上望去，正是日内瓦湖，对岸就是法国的依云镇。

晚宴的主人自然是洛桑市长，我们一行十人西装笔挺的站在他面前，外国人的站功很厉害，饭前的讲话、开胃酒、欢迎仪式都是站着的，市长先生是个大胖子，带了条领带，图案是一只大肥猫，和加菲猫有点儿像。他用法语发表讲话，翻译成英语，再由一位在洛桑工作的上海同胞翻译成中文，这样讲话过程就拉长了三倍，胖市长站得有些前仰后合，讲完话终于吃饭，我有幸和市长坐在一桌，正对着他的肥猫领带，边上是上海同胞，吃着吃着我忍不住问了个以貌取人的庸俗问题：“你们怎么会选这样一个胖子当市长呢？”上海同胞说：“我也不知道，我不参与政治，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我的瑞士同事。”“那就算了，太失礼了。”上海同胞答：“我要问的，我也很好奇。”

这位市长先生是个数学教授，一直独身，至于为什么选他作市长，我也只能替自己作答，这样一个美丽平静的城市，根本就不用操心什么政策，选一个看着亲热的人最好。官员是服务于大众的，又不是拿出去给人看的。不过，马瑞先生说，他从不知道洛桑市长这么胖，他觉得这个形象让他“有点儿尴尬。”

在瑞士的旅行中，接待方不断穿插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最形象的说法是：“瑞士就是由那些不想当德国人的德国人、不想当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不想当法国人的法国人组成的。”可惜，现在地球上再没有一块优山美地能让所有不满于国家形象的人择群而居。

我在一次文人聚会上遇到的一位教授，他走过来向我们几个烟民说：我知道我出现会让你们扫兴，我是著名的禁烟活动家，多次上书中央领导人宣传禁烟。你们文人，写文章不抽烟怕没有灵感，其实，不吸烟也能写出好文章。后来，我看到这位教授写的文章，还有诗，我知道抽烟也无法再赋予他任何灵感。

多年前，我就听人说，吸烟是野蛮人的行为，欧洲是文明的地方，吸烟者很受歧视。后来，我去了戴高尔机场，吸烟区是开放式的，像一个下沉庭院，进去之后发现天花板更高了，足有20米，烟雾缭绕着上升，可不像首都机场里的吸烟室那么憋屈。在法国坐火车，对面一男子看一本大厚书，懂法语的同伴告诉我，那是《希腊城邦史》，那男子燃起一支烟，让我对法国的文明程度有了更高的认识。后来又听说，欧洲国家越来越反对吸烟，公共场合都禁止抽烟了，包括戴高乐机场。今年，我们到慕尼黑机场转机，刚下飞机，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烟灰桶，显然是为了长途飞行下来憋坏了的人准备的，我们一边抽烟，一边感叹：什么叫人性化呀！

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很像是上海或香港，来来往往都是华人，我在吸烟室里听两个小伙子正盘算怎么倒腾二手车，忽然进来一个美女，华人，穿黑外套，里面是白色背心，胸部很好看，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全吸烟室里的男人都把自己的打火机递过去，但她安静的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安静的吸烟，离开，留给我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过，这是在加拿大吸烟的最佳记忆，这里有屋顶处不能抽烟。陪同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户外运动专家，热爱大自然。我在加拿大的高山峻岭里抽烟，要掸一下烟灰，他会把手伸过来，让我掸在他手上，我甚至可以在他手上掐灭一个烟头。我怀疑他是绿党分子，不是党员，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志品质。这样一来，我就不好意思抽烟了。后来我准备了烟丝和烟斗，以后再遇见这样的人，我就抽一锅烟丝，不用掸烟灰，一锅能抽半小时。

加拿大禁烟，香港也禁烟，今年，英国也最终通过法令，带屋顶的地方不能抽烟。我不了解英国法令的制定过程，但英国政府花了很多的广告费宣传他们的禁烟措施。在瑞士的时候，我和一女士坐火车去英特拉肯看少女峰，火车上没有吸烟车厢，这位女士告诉我，就是这一两年，取消了吸烟车厢，这一措施经过了瑞士的全民公决，只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在苏黎世，我和《中瑞经济通讯》的一位苏珊编辑吃饭，很快我发现，她抽烟抽的可很勤，于是向她询问，欧洲不少地方都“NO SMOKING”了，瑞士会不会限制抽烟，她很愤怒的说，别扯淡了，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幸福的是，她生活在最民主的瑞士，代议制都没戏，想弄两个议员弄两个提案就禁烟可不行，只要征集到10万人签名，任何一个瑞士人就可以提出修改宪法，公民在任何一个法令、法案宣布之后三个月之内，征集到5万个签名就可要求对该法案进行公民投票，这叫“选择性复决”。

虽然，我最不喜欢出一次门，回来就看不惯咱们这里，但在瑞士呆了10天回来，飞机上睡了一觉，睁眼看见北京的天空时还是吓了一跳，真脏呀。落地之后，翻看这10天漏下的新闻，《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叫“中国的污染已经到了极限”，先不管山西农民的死活，我看看北京的数字，按照欧盟的标准，微粒含量1立方米在40毫克以上的空气都是不安全的， 美国的标准是50，按照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6年北京空气的微粒含量是141。在世界上所有首都中，只有开罗的空气比北京更糟糕。转载这篇报道的博客主人提供了参考数据，微粒含量每上升10微克，长期肺癌死亡率就上升8%。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只要把微粒从70降至20，就可使肺癌死亡人数减少15%。这位朋友还找到世界银行的资料，2002年，世界上前40个空气最脏的城市，中国占了24个。当时北京的微粒还是99，这几年上升了。《纽约时报》的文章分析说，中国政府想做什么事肯定能做成，想控制污染也一定能成。但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阻碍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

瑞士风景秀丽，一位瑞士作家这样描述典型的瑞士人，“抽味道难闻的土烟”，“除了仰慕高山，他天生厌恶一切超过中等水平的东西”，“每到天气睛好的周末，他会从冰箱里取出食物，带上他的收音机，乘火车、汽车、或骑马，有时候是步行，融入大自然。他需要让他的肺腔吸满清新的氧气，欢度良辰美景，感受爱国主义迸发出来的激情。周日晚上，他带着从祖国神圣大地上汲取的热忱回到舒适的家中。他感到自己强壮、自豪、诚实、纯洁。他再次体会到作为瑞士人的荣耀。”

我在铁力士山和皮拉图斯山上体会到了这种感受，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抽上一支烟。

日内瓦湖,这是日内瓦的早上

这是在从卢塞恩到英特拉肯的火车上

这是沙夫豪森的莱茵瀑布

很早以前就听过一个故事，说二战的时候，美国空军轮番轰炸德国的主要城市，唯独留下海德堡不炸，因为早年间，他们都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讲的是一对大学生在海德堡恋爱的故事，这个电影给美国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等他们参军打战，轰炸德国，就对这座美丽的小城手下留情。我从来没考证过这故事的真假，但在去海德堡的火车上，我还是把这个烂故事讲给同伴听。其实，我心里想的是黑格尔，他曾经在海德堡大学任教。

我们在海德堡只有几小时的逗留时间，在内卡河边吃了顿中饭，放弃了河对岸那条著名的“哲学家小道”，改去爬古堡，去寻找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禁闭处，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又坐火车回到卡塞尔。过了两天，我又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哥廷根。之所以去哥廷根，就是因为哥廷根大学，更确切的说，因为奥本海默。关于奥本海默的求学经历，完全可以出一本“哈佛男孩”式的畅销书，据说，这个犹太家庭“总使人觉得有点感伤，带有一种忧郁的情调”，但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奥本海默的中学毕业成绩非常优秀，他先进哈佛大学的化学系，然后去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读物理，然后去哥廷根大学深造，最终在这里拿到博士学位。

在哥廷根下了火车，租了辆自行车，只5分钟就骑到了哥廷根大学，坐在学校的小广场上，我就开始冥想，他怎么能写出《分子的量子理论》呢？他这个论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爆炸的那两颗原子弹，最早就应该诞生在这所学校附近一个小房间里，诞生在神童奥本海默的稿纸上。这样想了半小时，抽了两支烟，就到老城里转悠，在一家炸鸡店里吃中饭，结果碰到一位中国同胞，他到这里陪女儿念书，女儿是学教育的。我不免暗暗可惜，到这里怎么也应该学学物理呀。

如果时间足够，我兴许还会去耶拿看看耶拿大学。这不是考察德国的大学，还是为了追星，既然我没能在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上冥想黑格尔都思考了什么，那不如到耶拿看看。两百年前，确切的说，1806年秋天，拿破仑的军队打到了耶拿附近，学校里能看见法国侦察兵，法国兵在咖啡馆里聊天，谈论他们的新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进行之际，一位年轻教员——黑格尔先生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在写一本书，名叫《精神现象学》。一个美国作家在他的简明哲学导论里讲述了黑格尔的这段故事，他说，我们的生活被描述为“荒谬的”、“无意义的”，我们不时会被那些所谓的“消遣”和“娱乐”活动分神，整个国家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理解的挑战、灵感以及哲学的慰籍。

大概就是害怕这样的庸常，我才努力，按照黑格尔所说的，要让自己的个人意识到达绝对知识，尽管我对这些名词的理解实在不得要领错误可笑，但我一定要在哥廷根大学操场上冥想一会儿奥本海默。不仅如此，我即将开始一次瑞士之旅，我打算去伯尔尼克拉姆大街49号看看，爱因斯坦自己说过，狭义相对论诞生在伯尔尼克拉姆大街49号。我要到那里去想想什么叫狭义相对论。

哲学家、科学家都难以通过浮皮潦草的旅行来理解，但画家好一点。画家更直观。2004年9月，我在一对朋友的带领下来到巴黎郊外的奥维，车子停在村口，刚走了两步，就看见“奥维的教堂”，我头一天刚在奥塞博物馆里看见这幅画的原作，又看到这座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教堂，还有教堂前树立着那幅“奥维的教堂”，刹那间，这几重形象在我脑子里叠加到一起，不知道哪个更真实。

梵高和他的弟弟就葬在村外的公墓里，墓碑之前是一丛绿色的植物。小村子周围有几十个“景点”，都是梵高写生的地方，与画作同一视角的地方都树立着他在这里画的画，你可以把眼前所见与画家笔下的景色相对照。百余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梵高自杀的那间小客栈的房子至今还保持着原貌。他活了37岁，那间房子是他一生中住过的第38间房子，在他死之后就没人再居住过。墙壁上有“梵高之友”的一个告示，上面说，如果大家捐款给“梵高之友”协会，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挂上一张梵高的真迹。

最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传记《渴望生活》让我先认识了这个贫穷潦倒、生活能力差、一事无成的画家，并想当然的把创造性的生活和世俗的幸福生活对立起来。但后来我会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还是爱因斯坦说得最为明白：“引导人们通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中令人痛苦的粗糙状态和无望的枯燥乏味，摆脱一个人自身总是在变化着的欲望的羁绊。就像画家、诗人或者哲学家一样，科学家努力要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这个宇宙及它的结构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这是为了以这种方法去寻找到他在狭窄的个人经历的漩涡中无法找到的宁静与安全。”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先听到传言说，北京将进行交通演习，汽车分单双号行驶，真到了8月8日这天，预想中的演习并没有到来。在这个欢庆的日子结束之后，政府才通知，8月17日到20日，限制小车出行，分单双号行驶，目的并非缓解交通，而是为检测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一目的不由得让我担心，如果检测结果表明，汽车尾气极大影响北京的空气质量，那明年是不是从7月中旬或更早就限制小车出行呢？北京会不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减少130万辆汽车行驶呢？

8月8日这天还看到一中央台主持人的博客，他说他已经购买了一年的汽车尾气排放，他在自己的博客号召大家关注环保。我不是一个有钱人，看到有钱人不会想我要和他们一样；我也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看到道德高尚的人心里也决不会见贤思齐。出于显而易见的阴暗心理，我要说，花几百块钱就买来某种道德优越感实在太便宜了。这位主持人以前号召故宫把星巴克赶走，由他的身份推断，明年的中央台将大肆宣扬两点，一是民族自豪感，二是“我参与，我快乐”的道德意识。

8月8日听到最好的消息是北京队在客场战胜了山东队，但明年的职业联赛在奥运会来临前三个月或更早恐怕就要偃旗息鼓，足球联赛的赛制将大退步，我相信这是体育管理者对足球的一大误解。事实上，人们对职业体育、对体育一直都有很大的误解，明年的奥运会似乎无助于消除这种误解。不过，世上的事本来就可以多重解释，总不如一个比分来的那么实在。晚上10点多我茫然的在电视上寻找北京和山东的进球画面，却发现北京台在转播一场无聊的曲棍球比赛，中央5台在转播一个商业活动，一汽车制造商向奥运会官方电影拍摄方支付拍摄用车。

奥运会官方电影，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举。名正言顺地可以拉来赞助。奥运会总强调自己不受赞助商左右，最打动人的说辞就是奥运会赛场上没有广告。在我看，那些干净的牌子就是收了钱之后最成功的牌坊，赞助商在赛前赛后的忽悠，还不如世界杯明媒正娶的把那十几个广告商的牌子放到球场上呢。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北京奥运的合作伙伴会是两个石油牌子，两个啤酒牌子，两个牛奶牌子，后来奥组委一官员解释，这是因为咱们有一个大市场。诚然，我们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各种外商内商或正面强攻或迂回的要与奥运会发生关系。我们的记者曾经批评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商业气氛过浓，我没去过亚特兰大，但我相信，由今往后的一年间，我们会被各种奥运之名的商业活动弄得不胜其烦。

我到香港的第一天晚上，就迫不及待的找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山顶金庸先生的豪宅。出租车离大门还有半公里，我叫司机停下，从双肩背书包里取出我的黑色夜行衣换上，司机问：“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说：“我要夜闯金宅，和金庸先生讨论文学。”

施展梯云纵，我就上了这别墅的屋顶。趴在上面，正琢磨金先生会在哪个书房，猛然间一道灰色的身影略过，已经进入右侧的第二个窗户。我悄悄爬过去，倒挂金钟，往屋内看去，只见屋中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正是金庸，一个带着人皮面具，居然是黄药师。我这次来香港，主要是对金先生修改的新版本武侠小说表示不满，没料想黄药师已经率先发难，虽然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是不快：“我可不喜欢你在花城版《射雕英雄传》里把我写的像个‘愤青’，还说我心里喜欢梅超风。”金先生回答得慢条斯理：“这些都是我这几年的感悟，不过我当年并不知道，原来的你比较完美，现在我想在你身上加入一些更人性化的因素。”对这样程式化的回答，黄药师面无表情：“你在《神雕侠侣》里写杨过和小龙女那段，什么每天想你200遍，每天想你500遍，这样的语句也太像琼瑶了。”金庸干笑了两声：“你们总看不上琼瑶，其实我们写的都是流行小说，当年狄更斯写《老古玩店》，在报纸上连载，大家都问他小可耐尔是不是死了，这和我在《明报》上写《神雕侠侣》没什么区别。”这一次黄药师抓住了重点：“狄更斯已经是经典小说了，你能活着看到你的小说成为经典，这很不容易，为什么你要糟蹋自己呢？”

我的武艺不精，倒挂金钟时间长了，大脑充血头晕脑胀，但听得老金在屋里又干笑了两声：“你知道，英国前几年推出了一个写小说软件，狄更斯的重孙女是这个软件的形象代言人，现在谁不能写小说呢，写文章，写博客呢？什么叫经典？我愿意用卡尔维诺的说法，经典是回荡在房间里的声音，而当下是窗户外面嘈杂的声音。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回荡的是佛教经典，我的小说不过是时文，是外面的噪音。你们珍视这些东西，可我却觉得它无足轻重，随便我怎么改都行。”

话已至此，多说无益。我两条腿再也挂不住了，一头栽倒在楼下的草坪上。一道灰色的身影飘然而至，黄药师一把把我拽起来：“走吧，小兄弟！”我还心有不甘：“不问问他打算怎么修改《鹿鼎记》吗？”黄药师拉着我飞过太平山：“放心吧，小兄弟，小宝他们生活的很好。我们既然已经被创造出来，造物主本人也不能再将他更改。”

足下高尔夫球技如何�t这可是一个事关你健康的问题。

虽然打高球的人最关心的还是挥杆动作的改进和杆数的减少�o但运动医学研究人员和高球行业专家却已经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高球和健康之间的联系上。他们发现�o从你的挥杆质量到你的击球码数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深刻反映着你的整体健康状况。好消息是�o旨在改善健康状况的一些简单措施同时也能提高你的球技。

--你乘坐高尔夫球车。如果你离不开高尔夫球车�o那你可能不够健康。美国饮食协会(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的研究发现�o体重160磅的高球玩家使用高尔夫球车时每分钟燃烧掉的热量是3卡路里�o而自己带球杆步行的高球玩家每分钟可以燃烧掉6个卡路里。《高尔夫球文摘》(Golf Digest)的研究显示�o18洞之后�o坐高尔夫球车的人每分钟心跳86次�o自己带球杆步行的人每分钟心跳120次。运动心跳达到上限是身体健康的表现。（你可以用mayoclinic.com上的健康工具计算你的运动心跳范围。）纽约运动医学专家兼PGA高尔夫巡回赛顾问维杰伊•瓦德(Vijay Vad)表示�o对婴儿潮一代而言�o高尔夫球是健康的重要衡量标准�r晚上腿痛不痛�t需要坐高尔夫球车么�t这些都在反映你的健康状况。

--打得不远。如果你一杆下去球很快就掉下来�o通常说明你下半身存在健康问题�o尤其是你的髋部肌肉。髋部肌肉僵化影响你的挥杆�o而且常常会引起背痛。通常还说明你坐的时间太多了。在汽车或桌子前一坐几个小时使你的股屈肌缩短变硬。久而久之�o肌肉弹性的丧失将比高球战绩不佳更令你伤心。下身肌肉的弹性是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o它决定着你摔倒的危险度和自由活动的能力。

--准确度问题�o如果高尔夫球老是偏离球洞�o你上身可能存在姿势、力量或灵活性问题。这可能是颈关节炎的征兆�o可能造成弯腰驼背和肩部问题�o并影响你的活动范围和年高后的独立生活能力。

--挥杆动作失调。如果你的挥杆一塌糊涂�o可能表明你的核心肌群力量不足。核心肌群包括腹部、髋部、大腿和臀部深处的肌肉。核心肌群影响着你的姿势和稳定性�o决定你受伤的危险度。脊椎指压疗法运动医生克里斯廷•瑞查德(Christian Reichardt)表示�o打高尔夫球时无力驾驭的人很可能患有核心肌群的毛病。克里斯廷还是Golf Health的所有者�oGolf Health在加利福尼亚有两个高尔夫球健康评估诊所。克里斯廷说�o从高尔夫球的角度而言�o你需要提高你的挥杆技术�o从她的角度看�o你需要改善你的健康情况。

--一杆失误就导致满盘皆输。你对坏球或小鸟球的反应也反映着你应付日常压力的能力。如果打坏一杆便垂头丧气甚至整场比赛发挥失常�o那此人可能存在心理压力问题。这可能导致心脏病等疾病。瓦德医生说�o如果因为击出坏球而懊恼然后就发挥不出水平�o那么你可能在自我强化压力�o并且无法释怀。他说他自己打出好球时会欢欣鼓舞�o但坏球却不会对他有太大影响。

为了改善你的健康�o提高你的球技�o在球赛开始前、进行中和结束后都做做拉伸练习。上mayoclinic.com查找一些高尔夫球拉伸锻炼方法的幻灯片。瓦德医生写的Golf Rx一书中有18套高尔夫球手拉伸体操（每洞一操）这些体操可以提高你的柔韧性并帮你放松紧张情绪。请高尔夫球顾问或运动医学专家对你的挥杆作出评价�o帮你找出问题所在。

周末看电视，转到北京6台，猛的看到酋长体育场，竟是非常激动。这是“酋长杯”热身赛，可那体育场毕竟是英超的影子。英超新赛季8月11日开打，但看电视转播要收费，我一时还舍不得掏钱看。

上赛季第一场球，我看的是阿森纳在新的“酋长球场”迎战维拉。再上个赛季，阿森纳最后一战，老球场草坪上剪出“海布利1913-2006”的字样。我有一本建筑画册详细讲解几个著名球场的故事，其中有酋长球场、有锐步球场，也有新温布利，画册封面上说，历史上的伟大建筑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体育。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些富丽堂皇的球场。

2002年夏天，我去韩国看世界杯。9月份，去英国看莱德杯，比赛在伯明翰举行，邀请我们去的是英国赌博公司伟德，中间的一天，伟德公司拉我们去利兹看英超，路上要三个多小时。利兹是座安静的小城，球赛开始前，三三两两的球迷从家里走向埃兰路球场，那场球是利兹联打阿森纳。利兹联曾经有一个赛季很火，但他们是小俱乐部，好球员很快被买走。那场球最后的比分是1：4。

球场比较老，中场休息时厕所里极其拥挤，买啤酒的地方更挤。但声音效果极佳，球员的每个动作都能得到观众的呼应，叹息或喝彩，歌唱或叫骂，绝对是HiFi的效果，声音是现场看球最大的享受。说来遗憾，我就看了那么一场英超，但那场球改变了我对足球的看法——第一：我刚在世界杯上看见的大牌球星，眼下他们就在利兹这个简陋的球场里踢球，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是重要，但每周的比赛才是这帮球星的工作。第二，英国比较安静，人和人之间住的远，周末，能聚集在一起看看球，是一种社会性的需要。咱们平常就够闹腾，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近，周末能呆在家里消停会儿最好。所以我们不爱去现场看球。第三，从利兹回伯明翰的路上，加油站或快餐厅里，我们总能碰见阿森纳的球迷，他们开车回伦敦，足球是球迷每周的节日，遗憾的是，这种平日生活中的足球因素并不是由中超提供的，不是由我们城市里的球队提供的，我们只能看转播，大家移情，误以为自己的主场在曼彻斯特、伦敦、或者米兰、巴塞罗那。

我一朋友，曾在谢菲尔德留学，在一酒馆门口听见两个球迷在那里争论，谢联和谢周三哪个更好，她插嘴：当然是谢周三更好。球迷愿闻其详，她说，100多年前，一帮喜欢足球的人每周三都要开一次足球会议，后来就成立了“周三俱乐部”，他们发明了“CROOS BAR”，就是在两根球门柱上加一根横梁。球迷瞪着她：难为你知道这些历史，可这不说明谢周三现在踢的怎么样。还有一位球迷，自称KOP，他说这是利物浦球迷的代名词，可我总觉得这是球门背后更陡峭的看台上的观众，泛指所有球队的死硬fans。

英国人霍顿当年执教中国队，我记得有个镜头，他坐飞机去大连看比赛，拿着一本《经济学家》杂志看。我当时想，坏了，这霍顿是个知识分子，怎么能搞得过中国足球界的那帮流氓呢？非下课不可。他的翻译是谢强，霍顿下课，谢强也从足协辞职，到新东方学校去当英语口译老师。他说，英国的主要出口物是两样：英语和足球。我很同意这说法。在《新概念》第二册里我们就知道了朴茨茅斯等一堆英国地名，等我们看到英超联赛中的朴茨茅斯，就会想起二战中的盟军登陆集结，看到伯明翰，我们会想到工业革命，看到利物浦，会想到约翰·列侬。当年有个意大利语专家在中央电视台说意甲，那身份简直就是意大利文化（以足球为代表）唯一且权威的阐释者，如果足球转播是一种文化交流，你怎么能忍受这样唯一的权威呢？ 看不了英超，总有意甲可以看，这都是足球，可又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最近出版的《伏尔泰的椰子》一书，讲了全世界对英国的喜爱。伊夫林·沃、哈代、狄更斯、福斯特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还有，好多人都会在青春期买一本《简·爱》送给朋友，这些也算是我们对英国文化的喜爱吧。还有彭斯的诗，我的心不在这里，我的心在高原。对许多英超球迷来说，他们的心不在这里，他们的心在白鹿巷，在斯坦福桥。

如此说来，每年600块钱收视费并不算高。但我还在犹豫，英超早就失去了工人阶级、平民阶层的色彩，从阿布收购切尔西开始，英超的俱乐部就成了全球大富翁的收购目标。作为一名曼联球迷，我当年就极力反对美国人收购曼联，可咱们这遥远的反对有什么用？美国老板这个赛季花了大价钱引进了几个好球员，他们和切尔西的争夺会更激烈。英超联赛会逐渐演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那些人的角斗场，他们居然还要从我手里拿走600块钱。足球是怎么失去球迷的？周六晚上，拿一张DVD代替老特拉福德的画面，足球就是这样失去球迷的。

作者 王星

《哈利·波特与死圣》的英文版出了三个版本。美国版开本大些、沉些，英国版轻巧些，但两种版本花花绿绿的装帧都带着“儿童读物”味道。第三个版本是英国出的所谓“成人版”，装帧风格与前两个版本大不相同。成人版的封面书脊黑乎乎一片，书脊处出版者Bloomsbury公司的标识也与“儿童版”不同。儿童版使用的是狗头图案，成人版使用的却是通常见于Bloomsbury出版的“严肃著作”书脊上的弓箭手图案。挂着这样的封面与标识，备受期待的哈利·波特第七部即便看起来还不太像“严肃小说”、至少也有几分神似侦探小说或者惊险小说。

占据了整个成人版封底的是一张J.K·罗琳站在书架前的照片。罗琳成名后曾推出过好几个书单，说是她读过或者推荐的书。即便如此，能有机会“偷窥”一下罗琳真正的书架显然更有趣些。

照片可见的书架顶层上，右侧能辨别出的第一本书是苏·汤森（Sue Townsend）的《亚德里安·莫尔的秘密日记》系列中的一本：《卡布奇诺岁月》。莫尔系列自1982年开始出版，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名叫亚德里安·莫尔的平庸男孩自13岁开始经历的各种日常琐事，同时贯穿了各种英国式的政治讽刺。随着更多同系列作品的推出，莫尔也不断长大。时至2005年出版第七部时，莫尔已经55岁。《卡布奇诺岁月》是系列中的第四部，其时莫尔30又四分之一岁，在一家餐厅工作，后来他偶然被一个有线电视制作人看出，参与制作一套名人秀节目，小获名望。莫尔系列自第一部起就是英国的畅销书，台湾也曾有风靡一时的中译本，但在内地这套书并不出名，苏·汤森的名字倒更多地与2002年一道高考英语题联系在一起。

与《卡布奇诺岁月》相隔一本书的是阿布拉扎克·古纳（Abdulrazak Gurnah）的《海边（By the Sea）》。古纳是近年在英国颇有影响的“移民作家”中的一位，曾于1994年获得英国文坛最具权威影响的“布克奖”提名。《海边》讲述了一个从坦桑尼亚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的故事。它并非古纳最受好评的作品，不少评论指出：《海边》没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认同的角色，书中错综复杂的叙事经常琐碎而令人困惑，读者被强迫灌输了太多的细节。

再往左，醒目矗立的一本大书很可能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品目录，在它的右侧，不起眼地藏着本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Pale Fire）》。据说《微暗的火》是《洛丽塔》轰动后纳博科夫为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通俗畅销书作者而苦心创作的。纳博科夫声称自己的灵感来自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过程：全书翻译后注释部分的页码超出译文部分近十倍。纳博科夫感慨：“人类生活无非是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的一系列注释罢了。”于是诞生了这部由一篇前言、一首四个篇章的长诗和无数评注、索引组成的作品。书架的主人罗琳曾在接受采访时把纳博科夫归入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之列，但并未言明自己喜欢纳博科夫哪部作品。有位撰写各种严肃的文学评论的德国评论家曾严肃地撰写过一部论文：《为什么纳博科夫应该会喜欢哈利·波特》。关于纳博科夫，这位评论家还写过一部著名论文：《两个洛丽塔》。

大都会博物馆展品目录的左侧是《简·奥斯汀书信集》。罗琳不止一次表示：奥斯汀是她最喜欢也最敬佩的作家，而她最为叹服的是奥斯汀在落笔时便对全书结构了然于胸。作为英国的女性作家，在接受采访时选择奥斯汀作为仰慕对象似乎永远是最安全的选择，毕竟奥斯汀的书总会在英国的各种经典小说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她涉及人的心灵，还不到涉及人的眼、口、手、足的一半。……奥斯汀女士是一位完美而明智的上等妇女，然而又是一位极不完美颇不明智（不是糊涂）的普通妇女。”这种评论大概也只有100多年前的夏洛蒂·勃朗特敢说。

紧贴《简·奥斯汀书信集》左侧的一本书只露出“NINE”这几个字母，倘若那是著名的《十九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镜中世界（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Realism: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倒算相得益彰，只可惜从字号看并不像。让过罗琳的头发，那本矮矮的厚书是特罗洛普（Troloppe）的《醋海风波（He Knew He Was Right）》。与他的好友萨克雷、艾略特、勃朗宁等人相比，特罗洛普算不上太出名。他出身律师家庭，后来在爱尔兰的邮政部门供职，正是在他的倡议下，英国开始使用街头的铁制邮箱。特罗洛普的成名作发表在他40岁时。他的作品注重心理分析，肖伯纳、托尔斯泰等人都认为特罗洛普的作品曾对他们有所影响，比他年轻一辈的史蒂文生等人虽然对他并没有太多好感却也不能不对他予以好评。当特罗洛普去世时，亨利·詹姆斯在悼词中表示：“特罗洛普在作家中虽不是最擅长言词表达的，却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他帮助人类的心灵认识了自身。”

特罗洛普的左侧是阿尔贝托·曼吉尔（Alberto Manquel）的《走进镜中丛林：词语与世界论文集（Into the Looking Glass Wood: Essays on Words and the World）》。这是继著名的《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后曼吉尔又一部论述词语与世界的论文的合集。全书以曼吉尔童年时最喜爱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与《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为叙述线索，涵盖范围远至“格瓦拉之死”，此外也有带有自传色彩的“论作为犹太人”。可以顺便一提的是，曼吉尔与古达的书同是由Bloomsbury出版，都带有弓箭手标识。

其实“乔伊斯”这个名字可能是顶层书架左端最引人注目的。那是本《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关于乔伊斯作品的任何指手画脚都比较费力不讨好。幸好乔伊斯在《画像》一书中早借斯蒂芬之口说了：“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的他的艺术作品之外或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个人而言，我最好奇的是照片上书架顶层左端临近尽头处的那本厚书。这本书书脊的磨损程度远超过同层的其他书籍，但也因为磨损太厉害从照片上无法辨别书名。它或许才是罗琳翻阅最频繁的一本书。可惜眼下能判别的只有一点：这层书除一本大都会博物馆展品目录外，可辨别出的都属于“严肃”文学或评论作品，这本应该也属于同一范畴。

照片上第二层的书籍被罗琳的身体挡住了二分之一，不过右侧几本的书名倒还容易分辨。最右端的是弗洛伊德的《笑话及其它们与无意识的联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亚马逊网站对这本书的介绍是：与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略有不同，这部著作分析的重点更接近正常心理而非病态心理。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典型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分析，但仍公认为是弗洛伊德最通俗易懂的著作之一。书中包括了大量笑话，尤其是源自犹太传统的笑话。弗洛伊德由此探讨了笑话、机智、喜剧与幽默的无意识与有意识本源，分析了笑话的技巧、目的、社会作用以及听众的角色。弗洛伊德将笑话与梦境并列讨论——尽管功能迥异，但它们具备相似的机制。笑话与幽默帮助我们排泄被压抑的观点与情感，随之获得的快感近似于“当我们在童年时没有对漫画的渴求、没能力编造笑话、也不需要幽默来获取生活中的愉悦时的快感。”

几乎紧贴弗洛伊德的是三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假戏成真（Dead Men’s Folly）》、《三幕悲剧（Three Act Tragedy）》和《死亡约会（Appointment with Death）》。这三本侦探小说每本都死人不少，只是恐怕算不上克里斯蒂的代表作。

第二层左侧大部分书名都模糊一片。那本浅色书脊的厚书可以隐约看清有企鹅出版社的标识，以作者的起首字母、全书厚度以及在书架上所处位置上看，也许会是侦探小说奠基作之一、柯林斯的《白衣女人》。最左端一本书的作者名倒算显著：伊安·兰金（Ian Rankin）。兰金堪称当今英国犯罪小说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出生于苏格兰，早年当过葡萄采摘员、养猪人、收税员、酒精研究员、音响记者和朋克音乐家，第一部以雷德巴（Redbus）探长为主角的犯罪推理小说出版于1987年。或许是因为所创造的侦探更具备美国读者喜好的“硬汉侦探”风范，他的作品在美国大受欢迎，曾获得所有“硬汉侦探”作者梦寐以求的钱德勒-富布赖特推理文学奖。在英国，除了获得的几次“金匕首奖”外，兰金为人所知的还有他以雷德巴的名字授权命名的各种威士忌与啤酒。

照片上书架底层书籍显露出来的更少。右侧有本书仅能看清部分标题：《ATLAS OF A……》。后面两个字母残存的痕迹颇像“NA”。假如那真是本《解剖图谱（ALTAS OF ANATOMY）》，罗琳的阅读眼界倒着实令人叹服。至此只剩下底层书架的左侧，与罗琳作为哈利·波特创造者的身份最相符的两本书恰在此处。

首先是E.A.怀克·史密斯（E. A. Wyke-Smith）与乔治·莫洛（George Morrow）的《斯奈格的奇妙世界（The Marvellous Land of Snergs）》。“斯奈格”是一个矮人部落，整部书讲述的是两个人类孩子在斯奈格的世界中历险的故事，囊括了这类魔幻童话所需要的一切因素：逃亡的孤儿、国王、骑士、坏巫师、好矮人。这是一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童话，但《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坦言这部童话是他的灵感来源，而罗琳也承认她曾经认真拜读过托尔金的作品。

另一本是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元素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黑暗元素》是以一个名叫莱拉的女孩为主角展开的魔法历险故事，其中最重要的设定是：人类的灵魂都有能表现其存在的躯体，可以以某种动物的形象出现，无论是青蛙、绵羊、蝴蝶还是其他别的动物，总而言之，“人的本质会映照在他们各自的动物形象中”。《黑暗元素》系列在英国获得的文学奖项足以令哈利·波特系列黯然，虽然改编成电影较晚，但已被称为2007年冬季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之一。

照片上罗琳的书架就结束在普尔曼的这本书上。从各种报道上看，罗琳对普尔曼评价颇高，甚而在一次有关文学与课程的讨论中特意与普尔曼联手分别列出了英国学生应读的书目。这也是罗琳名下的各种推荐书目之一。那次罗琳列出的书目是：《呼啸山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鲁滨逊漂流记》，《大卫·科波菲尔》，《第22条军规》，《杀死一只知更鸟》，《动物庄园》，《两只坏鼠的故事》，《麦田守望者》，《哈姆雷特》。

可惜，这些书照片上一本都没有。

我很少看《南方周末》，因为我看了它就心里不痛快，就难受，就恨不得没看。鬼使神差的，今天居然看了一份过期的《南方周末》，知道了北京有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叫王世仁，不是黄世仁，是王世仁。可这位先生说出来的话，比黄世仁还狠。他主张拆掉东四八条，“北京旧城区里现在85%以上都是房管所的房子，私房户很少了。房管所实际上就是房东，说白了，房东让你走你就得走。现在给你贴钱，让你从一个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还不满足？拿那些钱能买到新房的一半就已经够不错的了。”

上周，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北京的拆迁，一市民说：“无家可归的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房子，抢走你住宅的人却开着奥迪车从你身边经过。”

还是那份《南方周末》，“评中评”版，摘录《南方都市报》评论文章说，什么产权的房子都有风险，因为我们是买了房子不是买了地，原评论借用海子的诗——在“房地分离”的状态下，铁打的人也在忍受生活，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中。

还是这个版，看见《经济观察报》发表秦晖教授文章《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政府如果是一个知其所限，不能对公民为所欲为的政府，那就向完善民主进了一大步。如果还是一个老百姓可以要求它对自己提供服务的政府，那就又进了一大步。秦教授说，限制政府权力，向官员问责，这比民主选举是从村一级上升到乡一级重要多了。

看完了果然不痛快。过两个月再看吧。不过在这报纸上还看到一条有意思的，1989年2月18日，胡德华等20多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七届全国人大六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停播动画片《变形金刚》——《变形金刚》的思想内容荒谬，主要是宣传好战，对下一代有毒害作用。在美国市场滞销的“变形金刚”玩具大量倾销我国市场，一套“变形金刚”高达上千元，每一个玩具也要数十元到上百元，给许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变形金刚》了。10多年之后，再看《南方周末》，估计还是有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