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记者，去参加耐克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赞助了一个青少年足球比赛。现场摆放着许多足球，我一看，巴基斯坦制造的。那时候，《生活》杂志刚报道了巴基斯坦童工为耐克缝制足球的事，我好出风头，也不怕别人嘲笑我的正义感，轮到记者提问的时候，我就站起来问：“你们是否在意在中国参加比赛的这些孩子知道他们脚下的足球都是由同年龄的巴基斯坦的孩子手工缝制的？”大概是这问句太长了，他们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厚厚的一本书，发自美国，原来是耐克公司的劳工政策报告，里面有大量数据和图表，要说的就是一个事：耐克对工人很好。

我不知道耐克公司要寄出去多少份这样的报告，后来，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反全球化运动，每次示威都恨不得要把耐克的“血汗工厂”拉出来攻击一番。

报告称：“我们鼓励所有国家的政府，承认并尊重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和第98号公约所包含的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原则。”报告没有特别列出中国。

 “I am not a scientist, But I listen when the scientists say that, if we fail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will be stark and severe. . . . There comes a moment when it is clear what you must do. ”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说的。

计算每个人碳排放有很多说法——

Watching a plasma television for three hours every day contributes two hundred and fifty kilograms of carbon to the atmosphere each year; an LCD television is responsible for less than half that number.

 赶到克拉姆大街49号，已经是下午4点半，爱因斯坦故居开放到5点。我上到三楼，一位女士走过来说，我们已经关门了，不过，你可以看看。这样我省了几块钱的门票。以前看过一篇游记，讲述克拉姆大街的爱因斯坦故居，负责接待的女士迎向一位游客寒暄，那位游客挥手制止她走近，他一进门就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震撼，不希望被打扰。这间公寓里诞生了狭义相对论，但怎么打量都觉得这里并不适合思考。房间逼仄，摆着一个摇篮，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不那么幸福的婚姻，卫生间与厨房曾是两家共用。这套公寓一直出租，1979年被一群爱因斯坦爱好者租下来，辟为故居纪念馆。

1999年12月31日那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世纪人物——爱因斯坦”，杂志中有霍金写的一篇文章，叫《相对论简史》，结尾说，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因斯坦更适合被称作“世纪人物”。那一年，中国正是互联网公司兴起的高潮，我的一个朋友，摇身一变成了网络公司的老总，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电脑桌面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与《时代》封面那一模一样，他大概觉得通过网络开启民智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2005年，为纪念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那一系列论文的“物理奇迹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有一期封面故事，文章说，爱因斯坦已不仅是个发现宇宙定律的科学家，更是一个满足人们多种诉求的偶像，他是一个科学的圣诞老人，我们越来越沉迷于这个形象，对理论物理知道得越来越少。我看阿伯拉罕·派伊斯的《上帝难以捉摸》一书，作者将一般读者能理解的章节标上星号，说这部分是爱因斯坦与科学无关的传记故事，我看这本书只能挑着带星号的看，那感觉就像是看《金瓶梅》，只挑出被删节的色情段落看。对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只看他的生活故事，而不能参与其智力活动，就像看《金瓶梅》只留意床第之欢一样下作。

这样说，最为色情的爱因斯坦传记是丹尼斯·奥弗比写的，题目叫《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最初的动机是在一次物理学讨论会上，听到人们议论爱因斯坦从米列娃那里盗取了相对论的想法，恰好爱因斯坦的大量私人信件也公布了。他说，此书的读者中也许有物理学家会对爱因斯坦罗曼史和家庭事务的详细描写感到不快，但普通读者会有兴趣了解他作为“凡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番言论充满了歧视性，英国一位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说过:“我希望人们意识到科学是一种属于精英的东西，只有少数极富天才的人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科学，西方宣扬的平等主义将会终结。”

我同意洛夫洛克的话，但这不等于说，我辈平庸之人就只关心爱因斯坦糟糕的罗曼史。丹尼斯·奥弗比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毕业生，写的第一本书叫《环宇孤心》，与那本书相比，《恋爱》一书实在是个低级的小说。“没有一种历史，尤其是叙事性的历史，能够逃脱下列指控: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小说，一种由作者的主观选择、兴趣及偏见与文件记录的资料一起组成的不精确的混合体。”他说。

我对这本传记的怀疑有两点：第一，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那些私人信件有何价值？认真研究卡夫卡的日记和信件，当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作家，但爱因斯坦那些调情的小诗和他的智力活动有什么关系。第二，把一个“圣人”还原成一个“凡人”，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一个男人不涉足性冒险，他一生中的麻烦就少了好多，爱因斯坦的性冒险其实没什么精彩的，没给他增添太多的麻烦。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多次搬家，也有杂志做过伯尔尼的爱因斯坦旅游路线，在克拉姆大街49号对面的露天咖啡馆里，我承认，《恋爱》一书中，对这处故居的环境和故事做出了最生动的描绘，我看到了书中所说的钟楼、天井、喷泉，走过阿勒河上的铁桥，面对的就是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门口挂着横幅，正在办一个爱因斯坦展览，小学生可以通过各种装置和玩具来了解简单的物理学知识。

当年，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索洛文、哈比克特、贝索组成了一个智力的小团队，他们沿着阿勒河、沿着伯尔尼蜿蜒的拱廊散步，讨论哲学、物理、电磁学、柏拉图、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扎特，对智力活动的热情可以抵挡小公务员生活的平淡。在苏黎世湖的旅游推广书里，也有这样的文字，100多年前，年轻的爱因斯坦就在湖边的平台上瞭望远山，思索人生和宇宙的真谛，阿尔卑斯山也没法阻挡他悠远的思想。那时候，他是在苏黎世的理工大学念书，毕业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工作，工作没几年就又觉得自己堕落成一个中产阶级，丧失了热情，将被平庸的生活淹没。这样的故事都是凡人所能经历与想象的，即便我们不能讨论物理学，我们也有朋友聚会，聊聊足球和音乐，对许多人来说，没有智力活动，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煎熬。

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京东肉饼”，后来又听说过“京东第一瀑”，说的是北京郊外一处水流，我慕名前去，发现那瀑布也太小了点儿，和黄果树没法比。我认识黄果树瀑布是在一种名叫“黄果树”的香烟的烟盒上，那瀑布并没有号称叫“黔南第一瀑”，但贵阳的确有座山号称叫“黔南第一山”，这种说法总让我想起《天龙八部》，公冶乾的掌力号称“江南第二”，遇到乔峰比拼了一下，才知道“江南第二，天下第屁”的道理。

如今，上海要拆除一座高架桥，比较规范的说法是“延安东路高架外滩下匝弯道”，这个弯道我去过，当年上海的朋友带着我坐出租车，要大拐弯的时候告诉我：“现在这个弯道能看见外滩的风景，号称上海最漂亮的弯儿。”这个高架桥要拆了，忽然兴起了“亚洲第一弯”的叫法，就像一个人死了，得到一个谥号，过度赞美的成分更多些。

以前，咱们的城市发展还比较含蓄，总攀比外国人，比如某个城市是“东方巴黎”，某个城市又是“东方威尼斯”，再比如九江是“东方日内瓦”，九江城里是有两个湖，但那和日内瓦湖根本不是一回事，现在咱们发展起来了，拆一高架桥，也敢说是“亚洲第一弯”。按照上海人的说法，左转叫大拐弯，右转叫小拐弯，从外滩右转上那座高架桥，景色并不特别之处，只有左转下来，才能看到外滩的风貌，所以，应该叫“亚洲第一大拐弯”。

亚洲有许多弯弯的道路都非常漂亮，我见过的一个是马尼拉海湾大道，最美的一个角被美国大使馆占据，外面排着无数女孩子去签证，她们大多是学护士专业的，要到美国去当护士。上海的“第一弯”说法，大概是以道路中的某个转折点为考量，而不是说整个弯道，这种命名方式一般只存在于F1赛车，比如伊莫拉赛道，原来有个弯叫坦布雷罗弯，1994年4月30日，巴西人塞纳在这里赛车失控撞上护墙伤重不治而亡，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塞纳弯”。如果把这个F1传统挪到现实生活中来，那北京西外白石桥主路上就会有以两个相声演员命名的公共汽车站。

如此说来，我还参观过巴黎的“戴安娜弯”，其实就是巴黎塞纳河边的一个隧道，朋友开车带着我：“现在咱们的车速是80，戴安娜他们当时的车速是100，这个隧道很奇怪，你看着是直的，但它实际上有一个弯，你看这几根柱子，正是要拐弯的地方，戴安娜他们开的是奔驰车，可不系安全带，时速100撞到柱子上，肯定没救。”按理说，巴黎人有拿名人命名学校、桥梁的传统，密特朗图书馆边上有一座很难看的桥，去年被命名为“波伏娃桥”，但这个小隧道并没有被命名为“戴安娜弯”。

敢称第一的，都是指向性特别明确的地方，比如“国门第一路”，就是北京的机场高速路，1993年申奥之前，市长下指令，一定要尽快修好这条路，我要坐车上这条路，再上飞机去洛桑递交申请书去。从那时候起，这条路开始收费，早就还完了贷款，但从北京奥运开幕算起还要再收费10来年，大概90亿，赚钱之多，实在是“国门第一路”。再比如北京的西直门立交桥，非常复杂，偶尔还会施工，新闻报道的时候，都说西直门立交桥开始施工，绝不会说，“北京第一绕”开始施工，其实，要说西直门是“亚洲第一绕”也不过分。

我认识个上海朋友，在外白渡桥旁边一证券交易所倒腾了10年股票，他每天中午吃了饭在外滩散步，他说，外滩这边是殖民建筑，浦东那边是光怪陆离的高楼大厦，这两边就是一副对联啊。如今要整修外滩，给世博会收拾打扮，知道高架桥难看了。

东京的高架桥很多，目前正在一点点拆除，要都改成地下隧道。波士顿也有这样的工程，从几十年前就提出规划，经过了好几任领导班子，花了140多亿美元，干了30年，把城市里的高架桥拆了，改建隧道。隧道上面变成公共绿地，《波士顿环球报》一记者到巴塞罗那、鹿特丹等地专门考察了一番公共空间建设，报纸也号召市民参与讨论，该怎么充分利用这个改造工程给城市带来25公顷的绿地。

1959年，穿越波士顿市中心的高架路开放的时候，得到的欢呼是“highway in the sky”，天空中的高速路，看起来是个赞美，等到开始挖隧道，工程叫“大挖掘”，Big Dig。市民要忍受30年一点点愚公移山的工程，这工程到底设计的怎么样，也是争论不断。《城市旅行》杂志给出的是正面评价，认为这个“大挖掘”，为未来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榜样，但也有市民抱怨，大挖掘完工之日就是波士顿毁灭之时。2006年，麻省高速路管理局主席及首席执行官，也就是负责波士顿滨海公路改造工程的马修•阿莫约罗曾来到北京，参加一个城市规划会议，按照他的说法，北京城里的那些高架桥早晚都要拆掉。那个论坛上还有来自曼彻斯特的一位专家，讲述了曼彻斯特市中心的改造与重建，1996年爱尔兰共和军在曼城市中心扔炸弹，成了他们改造城市的驱动力。

上高中的时候，校园的操场上禁止踢足球，我们几个同学非常不老实，总忍不住偷偷踢球。但只要我们的班主任从操场上走过去，我们就老老实实抱起足球回家复习功课去了，这位男性教师，教化学，但他最大的兴趣是京剧，他从操场上走过，就像从舞台上飘过去一样，京剧表演素有“手眼身发步”之说，有行家说，步法虽然排在最后，但旦角行的首要功课就是“步”，旦角的基本功是练“步”，旦角登台，上场、下场，慢走、快走，跑圆场都是在表演步法。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和同学们聊天，都说老师练的是“凌波微步”。

班主任刚接我们这个班，和我们谈心，也是很温柔，谈话总是一对一进行。先从班长、团干部、学习委员谈起，然后是各科课代表，我在班里什么干部也不是，所以好多人都谈完了，还没轮到我。和老师谈过话的男生都互相调侃，大概班主任在谈话时和他们讲了许多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因此弄得所有男生都很窘迫，得知这个内幕，我对谈话又期待又抗拒，一方面想赶紧和老师谈完，一方面又非常害怕老师问我的问题。后来，总算谈完了，如今回想，老师的确问了许多隐私问题，但总体上还是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只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只和男生谈心。

我对京剧中女性形象的感性认识来自电影《杜鹃山》，劫法场那场戏，柯湘简直太美了，我还记得柯湘有一个著名的唱段叫“家住安源”。《红灯记》也听过好多次，李铁梅的形象也印象深刻。高中时的某个新年联欢会，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场的京剧表演，当时每个同学都已经演完了自己的节目，于是班干部提议让班主任老师演一个，老师给我们表演的是《贵妃醉酒》——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啊，在广寒宫。老师不仅唱，不仅有步法，还有身段。我只见过柯湘李铁梅，哪里见识过杨贵妃？当时全班同学既不敢仔细观看老师的表演，也不敢互相打量，因为两个人的目光一对上，就要笑出来。总算熬到老师演完了，大家拼命鼓掌，大声叫好，因为只有大声叫出来，才能把忍住的那些狂笑换一个方式宣泄出来，否则非给大家憋死不可。

最近，北京市要在中小学开展京剧选修课，让孩子们学唱戏，还要让每个音乐老师都会唱京剧。我看了这条新闻，才回忆起我们高中的这位班主任，他已经去世了，我对他充满敬意。如果能回到校园，如果要上京剧课，我还是想能学会《杜鹃山》雷刚的一个唱段——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一天认它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一个排；认它一个月，就是一个连；认它半年，就是一个团；认它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啦！

2003年，非典结束之后，我忽然非常想看话剧《人民公敌》，这个戏的故事很应景，说的是一位勇敢的医生，发现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温泉受到了污染。这个城市是个温泉疗养地，城里的人大多靠旅游为生，医生想在报纸上发自己的报告，报纸受到了政府的压力，不能发，印刷厂老板也不给他印传单，医生想去演讲，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人民公敌”。

我当时上班的地方就挨着人民剧场，每天都能看到那里的话剧海报，就是没有《人民公敌》。于是我翻出来剧本，自己当导演，心想，这个医生应该让濮存昕或者何冰来演，我给我熟悉的人艺演员都安排了个角色，即便林兆华大导都不可能调动那么多演员，我幻想中的排练很成功，比如我让朱旭老先生说出这句台词：“人民不需要什么新的真理，人民有了老的真理，就能过日子。”然后我就听见观众如雷的掌声。可惜，朱老先生档期安排不过来，他们真排了一个话剧，叫《北街南院》，用时髦的话说，讲述了抗击非典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我听着就别扭，你怎么老能取得胜利呀？来了一场瘟疫，闹了一阵儿过去了，你取得了胜利；来了一场水灾，闹了一阵儿过去了，你取得了胜利；来了一场雪灾，闹了一阵儿过去了，你又取得了胜利。总之非常遗憾，我没能看到易卜生这出名剧上演。

看话剧，我是个老派人，最不喜欢别人瞎改。但好多人都愿意与时俱进。比如南京大学三年前来北京演出过《人民公敌》，就采用了戏中戏结构，说的是一群生长在淮河边的大学生暑假回到家乡，要给老乡们演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希望借此唤起当地的环保意识。演出介绍给了个悬念，“100年前的斯多克芒医生坚守自己的理想，现在的大学生们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吗？”这个悬念对我不起作用，我管你是不是坚守自己的理想呢，我就是想看一出话剧。再说了，温泉被污染，医生是先知，淮河被污染，瞎子都看见了，这个戏跟环保没什么关系呀。

但去年3月的一次演出，把《人民公敌》和环保事业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那是世界银行开会，发布中国的环境污染报告，会议结束就在保利剧场演《人民公敌》，演出由环保总局、世界银行、挪威大使馆联合主办，冯宪珍、韩童生担纲主演。可惜我得到消息太晚，是后来在许多讨论“绿色中国”的文章中才知道有这么个演出的。于是我杞人忧天，真害怕人们把《人民公敌》当成一部环保戏剧来看。

当然，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文艺作品可以拿来做各种目的使用。但并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实力搞一出话剧当堂会，如果你没本事排练《人民公敌》，又特别想宣传环保，我推荐一个节目，那就是朗诵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这篇童话只有1000多字，说一只小鸟给一棵树唱歌，第二年，小鸟再来，发现树被砍掉了，小鸟找到工厂，树木已经被加工成火柴了，小鸟找到一个村庄，火柴已经用光了，但它点燃的火焰还在，小鸟就对着那火焰唱了首歌，然后就飞走了。要我看，这个童话可以说是一个爱情故事，小鸟要完成一个对爱人的约定，但把它当成一个宣传环保的故事也没什么错。

朗诵一首诗，总比搞一个话剧要简单一些。今年春节晚会，加入赈灾环节，某位导演说了，我们本来是想搞一个雪灾背景的小品，但时间太紧迫，只好搞一个诗朗诵。以我对中国话剧史的了解，几天之内搞一个活报剧，向人民宣扬一个道理，这一点都不难，没料想现在话剧果然凋零了。但中央台的主持人，诗朗诵的水平一直很高，他们从2005年开始有一个保留节目叫《新春诗会》，春节前我在家看电视，看到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新春诗会，董浩老师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烟斗，朗诵李瑛的《蟋蟀》， 他的朗诵太棒了，“激起我心头满海的涛涌”。

这个新春诗会是在去年12月31日首播的，那时候雪灾还没有闹起来，所以还可以看到朱军在朗诵鲁迅先生的《雪》——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他朗诵得声情并茂，但春节晚会上的诗朗诵，就否定了朱军的朗诵，上来是李瑞英，“雪在下，雪在下，雪在下， 从三九过后一直下到腊月二十八。”然后是康辉的，“从北向南，不分昼夜，垂直倾洒，冰凌黄河，雨雪长江，冻颤三湘大地，直扑珠三角， 不见了花城那含苞欲放的迎春花。”

央视主持人一个个朗诵的没话说，但几个影视演员，到这儿就能显出台词功底，在我看，陈道明、张国立都中规中矩，只一位头上戴着个发套的青年偶像演员，显然是打了磕巴，我所喜爱的蕾蕾，那声音也不适合朗诵。

即便我喜欢话剧，也没能力为雪灾赶写出一个小品或剧本出来，既然我导演不了《人民公敌》就在家练诗朗诵吧，我挑了首艾青的诗，温总理当年接受英国报纸采访，自己就朗诵过艾青的两句诗，所以我也朗诵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棋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央电视台干收录国际卫星新闻的活儿。某日从英国Visnews上收录了一条关于“AIDS”的新闻，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组的翻译盛亦来（如今已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总监）翻译为“埃滋病”。第二天新华社通稿翻译成了“爱滋病”。那应该是我国第一次报道世界上发现了艾滋病的新闻。

光阴荏苒，棋哥后来离开央视，办了家广告公司，然后又加盟中体广告，和体育混到了一起，如今担任中体产业2008办公室副主任，算是和奥运挂上了钩。一手抓产业，一手写文章，今年1月，在某报纸上写了篇“迎奥运，防艾滋”的文章，他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已经达到了66家，居然就没有一家是生产“计划生育用品”的企业。

过完春节，忽然有广告界的朋友宴请棋哥，谈的正是“计生用品”进入奥运会的事情，我也有幸陪同出席。原来是一避孕套品牌，打算在奥运期间进入奥运村，为选手提供套子。对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点儿发言权，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时给选手免费提供3个，结果还是有不少选手不够用，自己花钱买。2004年雅典奥运会，英国某著名安全套制造商捐赠了13万个套子。雅典奥运会，入住奥运村的运动员和职员，据统计有13000多人，这样计算，平均每人可以领到10个。

我曾经请教一位北京奥组委的官员，问他，2008北京奥运的赞助商是不是太多了，比如燕京啤酒和青岛啤酒，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这都在同一产业之内，按理说应该只能选一家，凭什么北京奥运会能选两家？官员回答，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市场的差异也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的赞助商就应该多一些。现在想跻身奥运赞助商或提供商的行列，说实话有点儿晚了，宴请我们的那家厂商，要不是看了棋哥的文章，还没意识到这个机会。

说起来，这家厂商的品牌叫“杰士邦”，10来年前，是武汉的一家企业，当时国内产品不过是两块到三块的价钱，而国际大牌子“杜蕾丝”是20块30块，他们找到广东的一些营销专家，还把那位曾将小霸王学习机卖遍大江南北的专家聘来做CEO，经过策划，达成共识，要想卖出好价钱，就要是外国品牌，而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于是他们先到英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又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号称是那家英国公司的远东总代理，英国最有名的是女皇，第二有名的是007邦德，于是就有了英国品牌“杰士邦”。他们的策略是，哪里有杜蕾丝，哪里就要有杰士邦，摆在一起卖，吐蕾丝卖30，他们就卖20，双方打得不亦乐乎，最终，杰士邦站稳了脚跟，这品牌又被太平洋邓禄普公司收购，成为真正的英国品牌。“武汉人福”也成为上市公司，主营药品、安全套、房地产。说来不过10来年的功夫，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业故事，涉及到营销手段，民族品牌，上市公司，外资公司。如今，杰士邦要推出一款法国品牌的安全套，号称是安全套中的阿玛尼，全天然，符合人体弧度的裁剪，最贵的要100块一盒，能用这样的东西，自然是高端人士，自然要做点儿慈善事业，于是，高端人士与艾滋孤儿的定向援助计划也将要实施。

我有两张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一个延续了10年，一个延续了3年。头一个俱乐部在单位附近，国营大酒店，白天没什么人，健身中心经理姓李，每天都上早班，上午7点到下午2点，来了之后就游泳，游完泳就洗澡，然后吃饭，然后穿戴整齐的下班了。毛姆小说《刀锋》里有个人物叫莱雷，在经历了漫长的阅读、思索和寻求后，他选择了做一个出租车司机来安度余生。我觉得这个李经理也是这样的人物，10年来不管外面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我去游泳，就能看见他那一身洗得又白又嫩的肉。每次健身卡延期，我都让他给我打最低的折扣，合20多块一次，他说：“不能再便宜了，现在外面澡堂子洗个澡都比健身房贵。”

按理说，酒店经理不能使用酒店内的健身设施，可这是咱国营大店，每天下午，饭店总经理，保卫处，司机班的各位负责人都到这个健身中心来活动一下，洗个澡回家。饭店长年亏损，从这个内部澡堂子就能看出问题来。但健身中心还扩张，有瑜伽馆，健身器材也换了新的。上午健身中心基本没人，我总有机会一个人占据整个游泳池，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心存感激，要不是国营单位不怕亏损，谁能让我享受到私人游泳池呢？

另一张健身卡是在家门口办的，这家健身中心有标准游泳池，乒乓球馆，体操馆，健身房，羽毛球馆，室内篮球场。每天下午，附近中学的学生会来上游泳课，上午则是退休老人的天堂，这个地方还给附近派出所民警同志的锻炼提供方便。泰国警方有规定，太胖的警察要从警察队伍中清理出去，太胖，说明他们好吃懒做，而且有贪赃枉法的嫌疑。我们的人民警察当然要多锻炼，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这家健身中心门口挂了块牌子，写的是“朝阳公安分局指定游泳场所”，我觉得这牌子一挂，就和门神一样，不可能有坏人来捣乱了。我三年前在这里办的卡，5000块，按照我对自己的认知，选择了计次消费，非黄金时间15块钱一次，到现在还够我游100来次呢。

《纽约时报》报道说，08年2月发布的消费者报告显示，相比全国性的大型连锁健身中心，消费者更喜欢社区健身中心，他们一般愿意花费每个月最多95美元去健身。这个数字换成人民币就是咱们高档健身馆的价钱。我有机会办几张更好的健身卡。北京某家健身中心，很多跑步机摆在一起，健身器材密密麻麻，据说这样可以相互促进，健身效果更佳。当年开张的时候给我两张试用券，我欢天喜地的去了，发现男更衣室比较小，按摩浴池也小，有两个刚练完健美的小伙子，光着屁股对着镜子一遍遍的欣赏自己的身体，抚摸自己胳膊上的肌肉，弄得我自惭形秽。后来，有家中体倍力，开到了我家楼下，销售人员带我参观了一次，但我看那里的基本设施都没弄舒服，很难经营下去。果然，没过一年，这健身中心就被改成网吧了。

中体倍力的合作方，是美国的倍力集团，去年股价跌到了1美元以下，被证交所停盘，处于破产保护之中。有个朋友，在美国买了倍力的健身卡，然后发现被骗了，他签的是三年的贷款合同，钱由银行给了倍力，他这三年要向银行还贷款，不管自己搬家去别的城市还是回中国，健身卡都不能取消。

倍力这样的老字号健身馆不行了，可美国还有更新更大的健身企业，有24小时，有金吉姆，号称是摩托车中的哈雷和咖啡馆中的HARD ROCK。“24小时”的“姚明运动馆”去年在北京最时髦的场所推出，他们用名人策略，合作伙伴有成龙，阿加西，阿姆斯特朗等。这样做也是为了显示公司的资金实力，《纽约时报》早就提醒过消费者，选择健身俱乐部要看他们的资金实力。亚历山大在上海开店，也是选择新天地那样的时髦场所，也是8000块左右的会费。去年12月，亚历山大台湾的所有店铺忽然宣布停业，众多消费者愕然，他们刚被亚历山大的各种优惠方式忽悠着买了健身卡，怎么他们就关门了呢？有财经媒体分析，亚历山大的资金链条早就出了问题，一直要靠忽悠更多的人来买卡才能维持下去。这一倒闭事件说明台湾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中产阶级的消费力正在萎缩。

有人向我推荐过亚历山大北京会所的壁球和SPA，可那地方看着就不像全民健身的地方。这两年我在大街上遇到过好多健身俱乐部的推销人员，近日看《金融时报》文章，说英国的健身俱乐部也是竞争激烈，推销人员把一张钞票撕成两半，把其中一半给路人，如果他来健身俱乐部体验，他就会得到另一半钞票。

2002年10月，加州大学有篇论文，叫《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估》，分析从几家健身俱乐部得到的资料，比如每个月花70美元弄了个健身卡，但大多数人只去了四五次，还不如计次消费，每次10块呢。这篇文章里的数学公式看起来很吓人，但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还是没有明说，健身俱乐部用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健身卡，许诺你健康性感的身体，忽悠你买了卡，但实际上他们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经常光顾。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磐口的腊梅花；雪下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回家过年，看见各个楼道门口都被居委会贴上了春联。

第一个楼门洞：高举旗帜应风扬，三个代表是方向

第二个楼门洞：百年奥运达四海，历史盛会传五洲

心想我家门口千万要贴一个好点的对联，到门口一看，真好：

古今读书破万卷，中外下笔如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