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苗炜：写了个小帖，和你有关，发给你看看。



因为萨冈，怀念萨冈 

王怜花

1988年，我在写《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时，引用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句话作为题记：“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丑恶的生活。” 1997年，我在情人节那天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中读到了苗炜写的《别人的爱情是那么美丽》——那是我读过的关于爱情的最好的文字。在其中的某一处，他写道： “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的、丑恶的生活”，萨冈小说里的这句话曾经是我精神状态的写照。但是，对不起，我还要引用萨特的一句话：“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让我认识到那没什么意义。” 我避免让某个人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就像接吻，你要让那姑娘先擦去她的口红。 

2001年，我在写《古金兵器谱》中的《蠢男子之歌》时，几乎全篇引用了苗炜的这篇文章。是因为弗朗索瓦兹·萨冈吗？ 2002年，苗炜看了《古金兵器谱》后在“武林外史”给我留了个帖，从此才认识了，并且一见如故。早先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的BBS上用过“王怜花”作ID，他把这个ID送给了我。

 2004年9月29日，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了半版关于弗朗索瓦兹·萨冈的报道： 法国著名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9月24日晚因肺栓塞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9岁。 萨冈18岁时创作小说《你好，忧愁》，一举成名，创下84万册的销售纪录，次年英译本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萨冈因此以19岁的花样年龄，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畅销书冠军。萨冈其他的名作还包括小说《某种微笑》、《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狂乱》、戏剧《瑞典城堡》等，多数作品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 萨冈强烈反对“别喝酒，别抽烟，别这样，别那样”，喜欢飙车和赌博，而且无节制地吸毒酗酒，1957年她出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1985年同密特朗总统一起在哥伦比亚旅行期间出现严重的呼吸障碍。1995年2月，她因为转让和吸食可卡因而被判处缓刑一年的监禁并处以罚金。2002年2月因为偷税受到同样的惩罚。

永别了，萨冈。她永远也不知道，她写下的某些文字曾经引发了遥远东方两个人的共鸣和友谊。文学的影响是多么奇妙啊。今天，当我重读萨冈18岁时写下的这些文字时，我确信她是萨福的姊妹： 只是在黎明时分，我躺在床上，听着巴黎街上唯一的汽车声时，记忆有时违背我的意愿冒出来：夏天和所有关于它的回忆复返了。安娜，安娜！在黑暗中，我轻轻地，久久地呼唤着这个名字。于是什么东西涌上我的心头。我闭上眼睛，呼着它的名称来欢迎它：你好，忧愁。 

有一次吃饭，旁边一桌，一共10多个人，是公司会餐，然后有人说：请王总讲话，王总讲完了，请林总讲话，然后请赵总，然后是刘总，一共五六个总出来说话。

后来有一次，我结识一对夫妻，介绍者先介绍那男的：这是李总；再介绍那女的：这是韩总。

我被别人叫“总”，是我们单位扫地倒水的小姚，除了她之外，没人这么叫。

我们的车队8月22日从北京出发，8月27日进入俄罗斯境内，9月11日到达明斯克，9月15日到达巴黎，在巴黎休整4天后乘飞机返回北京，而15辆心爱的汽车将由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从加莱港运回。有朋友开玩笑：你们这不是中法文化之旅，而是中俄文化之旅。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俄罗斯度过的时间最长。在《九故事》的某一个小说里，塞林格说有一个家伙经常跨越中法边境，这样的一条边境只能是在想象里。

1 西伯利亚的流放者

我们在俄罗斯的边境上滞留了7个小时，才把车开进外贝加尔斯克。俄罗斯迎接我们的是渐浓的夜色和逐渐降低的气温，“大切”上的温度计显示，车外的气温从12度到了8度，5度。深夜时分，我们在达拉孙城外的一个小镇子上加油，有两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坐在加油站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闪电之中有细细的雨丝落下，她们的面前有一个小塑料水桶，装着满满的蓝莓。车队里的“河南老王”打算买10卢布的蓝莓，比划了半天，我们才明白，这桶蓝莓250卢布，要买就买一桶。加油站的加油管子太粗，欧兰德油箱的进油口又太细，更为麻烦的是，油泵不能自动加满，你只能估算自己要加多少升油。我们的6号车要加40升，但估计至少有10升因为管子不对口而流到了地上。俄罗斯向导宽慰我们，别着急，这里比较落后，明天的路上，我们就能找到尤科斯的加油站，那里很先进。

北京时间夜里12点，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我们到达了赤塔的住地。宾馆里居然为我们留着饭菜，还有脱衣舞表演，有个汉子领着个矮胖的妓女，按个敲我们的房门，用生硬的汉语询问：“姑娘，要不要？”

大约100年前，有个俄罗斯作家在意大利旅行，他说，在一个有丰富历史和贫乏现在的国度旅行，就如同下但丁的地狱。我没有这样的优越感，因为我生活的地方更加贫乏。但在俄罗斯头两天的行程的确证实我的预感是对的：在西伯利亚不会很舒服。

路途上的壮美景色会让你觉得，一切食宿上的不适都不算什么。我们在俄罗斯境内跨过的第一条大河是额尔古纳河，我们开出500公里还没有到达当年的尼布楚。那些山林、河流，那些遍布着苜蓿、杂草、野菊花的丘陵也许并不能产生多少价值，但我真希望它还是属于我们的地方，辽阔的疆域本身就是一种美感。“尾车”上的职业车手张亚军先生喜欢研究地图，他说，俄罗斯从中国夺走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

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在俄罗斯的第二站是乌兰乌德，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这里的城市广场上树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列宁头像，步行几分钟，又能看到一个蒙古少女的塑像。苏联时期，布里亚特的文化与语言几乎被废止，克格勃装扮着喇嘛以应付喇嘛庙对公众开放的任务，显示苏联的宗教宽容政策。1988年，外国游客才获准进入布里亚特共和国。

与赤塔和乌兰乌德相比，伊尔库茨克是一个更有现代气息的城市，许多旅游者选择从这里去贝加尔湖。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是下午6点，那里的“十二月党人博物馆”已经关门，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居民就是“十二月党人”。

在我们旅行的途中，战争是一个话题，大家谈论卫国战争和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后者促发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按照以赛亚·柏林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的分析，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讽刺了那些自以为能操纵人类事务的理论大师和军事家，拿破仑以为他正确解答了历史提出的问题，也就成为一出大悲剧中最可悲的演员。但我更愿意相信，《1812序曲》中的大炮声音，并不是近卫军官们抗击入侵的号角，而是启蒙者在敲打一片沉睡的土地。

那些出身贵族家庭的军官在学校里就开始阅读伏尔泰、卢梭，他们响应亚历山大一世的号召抗击拿破仑的军队，在远征西欧的旅途之中，他们接触到了被民主与自由洗礼过的空气。他们的疑惑是：为什么赶走入侵者，却把锁链更深的套在自己身上？难道用流血换来的国际地位却是为国内的人民遭受当权者的侮辱？

1821年在俄罗斯境内成立的秘密团体以“君主立宪”或者“实现共和”为目标，他们开始起草俄罗斯自己的宪法。1825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引发的宫廷混乱，给这批贵族军官起义的机会。“十二月党人”是“1812之子”，他们建立共和国的梦想未能实现，被杀头或者被流放。他们的妻子、孩子则跟随他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远赴西伯利亚。今天的53号公路还时常断路维修，我们开过数百公里的沙石路，这条道路至少有300年的历史，当年的“十二月党人”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

“十二月党人”的领袖彼斯特尔原本主张在俄罗斯实行君主立宪，但从法国归来后，他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后来起草了《俄罗斯法典》，“一切人都为追求幸福而生”，“国家大厦要以人民的自由为根基”。这些句子似曾相识。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也曾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按照旅游手册上的介绍，1897年，列宁被发往谢胡申斯科耶时所乘坐的圣尼古拉号轮船就停在这里的一条大街上。鄂木斯克最著名的流放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在那里生活了4年。这一路上，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去寻访流放者的故居或纪念馆，在俄罗斯的旅途进行了大半之后，我们终于来到叶卡捷琳堡。



2 跨越欧亚大陆的分界线

9月的叶卡捷琳堡已经像北京的冬天一样寒冷，事实上，这里的冬天长达5个月，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度，夏天只有两个月，气温20度。我们先在城市里转了一圈——基洛夫广场，乌拉尔大学，列宁大街，然后进入火车站前的宾馆。等候在那里的俄罗斯记者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听说你们要去参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最后遇害的地方，这是你们事先计划好的，还是临时的安排？

我试着在自己心里回答这个问题。秋明、彼尔姆、叶卡捷琳堡，这几个生疏的地名，完全是因为尼古拉二世的遭遇才变得生动起来。秋明是俄罗斯的石油城市，我们就住在那里的石油工人招待所，停车场离招待所很远，我们存好车，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招待所，公车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所有的乘客都脸色木然。从秋明出发300多公里到达叶卡捷琳堡，再走300多公里到达彼尔姆，这个古老的小城市曾是东方茶叶的集散地。

1913年是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盛典，4年之后的1917年，尼古拉二世宣布让位。他先是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软禁在彼得堡的皇村，前往英国的计划受阻之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那是穷乡僻壤，“没有工人无产阶级”。克伦斯基政府并不承认，将沙皇送往西伯利亚是对左翼的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在旧势力看来，这与其说是一种惩罚，不如说是一种侮辱。

1917年8月1日，末代沙皇开始自己的流放之旅。从彼得堡开始，经过的每一个车站都要拉上窗帘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彼尔姆，一个大胡子的“铁路工人主席”登上了列车，他要求了解车上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当时的乌拉尔地区被称作“红色的乌拉尔”，彼尔姆更是红色的中心。很快就有传言说，沙皇被政府秘密转移，目的地是中国的哈尔滨，苏维埃要拦截火车。尼古拉二世一家人和他的随从在秋明下火车，登船从图拉河前往托博尔斯克。他们在一所省督的旧宅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段宁静的时光。1918年4月，红军与白军的战斗激烈，经常有报告说，白军要以营救沙皇为战斗目标。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来到托博尔斯克，将沙皇一家带回秋明，又从那里来到叶卡捷琳堡，被监禁在伊帕季耶夫居所。7月初，看守人员换班，接替者是“契卡”的行刑队，7月16日，沙皇全家被处决，两天后，苏维埃发布公告说，尼古拉二世被处决，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个谎言表明：苏维埃极其重视末代沙皇的象征意义，但又不敢承认杀害了妇女与儿童，他们要避免道德上的指责。

在沙皇被处死之后的许多年，常常有人来到伊帕季耶夫居所凭吊。1977年，叶卡捷琳堡的市委领导叶利钦听从克里姆林宫的指示，用几台推土机将宅院夷为平地。1991年，沙皇的遗骨进行了DNA检测，1997年，沙皇被移往彼得堡重新安葬，这段时间，叶利钦已成为俄罗斯的领袖，他出生在叶卡捷琳堡郊外150公里的一个村落里。现在，一个简陋的十字架指示着尼古拉二世遇害之处。

也许，叶卡捷琳堡最著名的标识是亚历山大三世在1830年代树立起来的欧亚大陆分界纪念碑，这位沙皇强调数学、地理、制造业的教育，但他蔑视人文。在俄罗斯历史上，最出名的国王应该是彼得大帝和女沙皇叶卡捷琳那。彼得大帝受后人景仰，他最早树立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骄傲，同时也造就了“国在民上”，一个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和荣耀，似乎比一个人的自由与幸福重要，这种荒唐观念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许多人认为它天经地义。

与以往的沙皇相比，尼古拉二世的确显得过于软弱无能，在革命者的描述中，他是一个理应被打倒的昏庸的皇帝。他喜欢体力劳动、喜欢体育锻炼、喜欢家庭生活，1904年，他在立宪改革的会谈中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他认为专制是俄罗斯的遗产，俄罗斯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做一个好沙皇——公正、仁慈、令人振奋、受神灵的启示，是他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幻觉之中，俄罗斯辽阔土地上的人民，手拿着面包和盐匍匐在他巡查的道路上，眼中满是感激上苍的泪水。在他被软禁之后，他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那些看守他的士兵怎么变得越来越粗俗无礼，那些平民是被什么样的力量煽动起来变得好斗而且富有攻击性。

在尼古拉二世的DNA检测之后，他的历史成为新闻刊物中较为热闹的话题，有人说，这个小小的屠杀是20世纪大屠杀的一个序幕。美国学者马克·斯坦伯格说：“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道德冲突的必然结果。对一种早已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的思想体系的盲目信仰已被人们踩在脚下，而苏维埃宣称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信仰，即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普遍自由和公正的共产主义。这种新思想的前途和根据是否正确仍有待于人们的观察和发现。”

在叶卡捷琳堡的宾馆里，窗户关不严，露进来寒风，我盖着两条毯子，翻看斯坦伯格编著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这本书汇集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苏维埃当年的文告，当事人的工作汇报等档案材料。戚风苦雨之中，我荒谬的想，尼古拉二世是1917年退位，清帝1915年逊位，我们比俄罗斯早两年推翻皇上，为什么要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到了中国”，怎么就不能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传到俄罗斯”？1812年的大炮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枪声怎么就传不开呢？

我带着一本老牌中国文艺青年的著作在旅途中阅读，那就是〈赤都心史〉，20岁出头的瞿秋白被北京〈晨报〉派到莫斯科当记者，所写文章透着那么一股“给个棒槌就当真”的孩子气，即使他临死之前写就的〈多余的话〉，也是30年代文人特有的那份絮叨劲儿。一个文艺青年被卷入政治旋涡，这本来就是“多余的人”，人既已多余，话能不多余吗？



3 从莫斯科到巴黎

“十二月党人”被处死和流放的消息传开之时，14岁的赫尔岑和好友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相互发誓，要奉献此生，为人类自由平等而奋斗。赫尔岑在欧洲写就〈彼岸书〉，〈往事与回想〉。如果他留在国内，他一定会被沙皇定为“精神病人”加以看管，就像沙皇对待另一位作家恰达耶夫那样。而现在来看，恰达耶夫和赫尔岑说出来的不过是些很朴素的道理。

麻雀山后来改名叫“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就是山上，山上的平台有许多小贩在出售俄罗斯套娃。我去了红场和胜利广场，前者比我想象的要小许多，后者则有了国家神圣的气势。

红场的一个角落，有四个“特型演员”在招徕游客与他们合影，这四个人是马克思、列宁、尼古拉二世和普京，200卢布可以与他们四个人合影，游客离开后，四人立刻每人分走50卢布。我们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车队里有人唱起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旋律我非常熟悉，但歌词一句也不知道。至于“三套车”、“喀秋莎”等等更是陌生。车队里50岁上下的人大概都会唱几首苏联歌曲。

我曾经有这样的打算，车队到达莫斯科我就返回来。但真到了莫斯科，我能强烈感受到巴黎或者说欧洲的吸引力，穿越西伯利亚的艰苦似乎需要在巴黎歇上几天才能弥补过来。车队抵达巴黎之后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有四辆车从驻地开出来，由巴黎市政厅，经卢浮宫、歌剧院大道、老佛爷百货、红磨坊，开上了蒙马特高地，在圣心教堂的台阶上，我看到阳光沐浴的巴黎，一路上始终没能克服的那种文化上的陌生感终于消失。

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对俄罗斯缺乏亲近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琐碎而沉重，索尔仁尼琴让我感到乏味，我试着阅读《古拉格群岛》，看到他毫无节制任由自己的感情泛滥，是，他经历的一切足以让他有权利这样控诉，但是我们也有权利不理睬。我喜欢肖斯塔克维奇、拉赫玛尼诺夫、塔尔可夫斯基。

我记得我阅读的头一本外国小说是〈牛虻〉，第二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从外面的书店里买回来一本《爱情心理学》，结果下午第一堂课，有半个班的同学迟到了，他们都跑去书店去买佛罗伊德的这本书，下午的两节课，大家都埋头攻读《爱情心理学》。那大概是1985年，佛罗伊德和萨特是时尚，60年代出生的这拨人，喜欢的是西方的东西。

当年最先买来《爱情心理学》的那家伙，后来去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几年前，他导演的话剧〈保尔·柯檫金〉在北京上演，我在儿童剧场看了一次，在首都剧场看了第二次，有个大学生，看完戏激动的冲着台上大喊：太棒了。纪德曾经这样说：如果不是在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个圣徒。我认为，我那同学之所以要导演〈保尔·柯檫金〉，就在于我们这一拨人头脑里混乱的念头相互纠缠的太强烈：革命、宗教般的狂热、个人自由。那位导演将一桶红色的油漆拎上舞台做道具，由于剧场的限制，他不敢为追求一种摇滚的效果把红油漆全洒向舞台和前排的观众。他喜欢有点儿血腥味儿。

相比之下，温文尔雅的东西不够刺激。屠格涅夫的〈烟〉里，包特金这样说：我忠于欧洲，说得精确一点，我忠于文明，这个字眼纯洁而神圣，其他字眼如“人民”或者“光荣”，都有血腥味儿。陀斯妥耶夫斯基借助《少年》中的一个人物表达他的思想：“如同俄罗斯一样，欧洲也是我们的祖国，啊，更大的祖国！我对俄罗斯的热爱不能比对欧洲的热爱更多。比起俄罗斯，我觉得维也纳、罗马、巴黎、欧洲的科学与艺术珍宝，欧洲的全部历史更可爱。”

从莫斯科剩下的路程，三天之内越过三个边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与波兰，波兰与德国。路途和心情都越来越轻松，我可以用上面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两句话来解释我身在莫斯科对巴黎的向往，这样的解释属于陈词滥调，但一路跋涉过来，能让我感受到200多年来一道心灵上的痕迹，哪怕这道痕迹已经如同沙石路面上的两道车辙一样明显，你还要按着车辙走一遭。

带领我们参观列宁墓的俄罗斯导游，6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的东方系学汉语，她向我们表示她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不满以及对列宁的尊敬，她说：“不管怎样，列宁的理想是伟大的，那样的道德是值得人们纪念的。”看着水晶棺材里列宁被灯光映照发黄的脸庞，我想计算出这一路上看见了多少座列宁雕像，经过了多少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想起他那句话，十个懒汉就应该就地枪毙一个，想起诗人布洛茨基就被判了“游手好闲罪”。

塔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里说过：历史的进程在某些空想家和政客内心的构想中，一直都少不了要将‘正当的’、‘正确的’——而且总是一次比一次好的——路线提供给人民，以拯救世界，并改造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的地位。

塔尔可夫斯基1986年死在巴黎，4年之后，苏联解体。赫尔岑也是死在巴黎。





你说：“我一定能找到另一座更美的城市，

另一块土地，另一片海洋，

因为我在这里的每一次努力都注定失败，

我的心在死亡，

就像我无限忧伤的思绪一样。

回顾往昔，只看到我生活中阴暗的废墟，

还有在这里度过或荒废的时光。”



你将找不到另一块土地和另一片海洋，

这座城市将永远在你心底埋藏。

你将回到原来的街巷。

你将在原来的市郊衰老；

在原来的房屋变得白发苍苍。

因为城市总是那同一座，你不必另外寻找。

——因为它不存在，既没有通路也没有舟桨。

在这里失去的生活，

你已经将它毁掉，在整个大地上。

——《城市》，卡瓦菲斯的另一首诗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大学校园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喝酒，傍晚的风吹动杨树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因为是暑假，我的那几个喝啤酒的同学都回家了。临桌是个留学生，我们聊起来，他家在荷兰，路途太远回不去，我说：“坐飞机不是10个小时就到了”。他说：“我害怕坐飞机，也不喜欢坐飞机，因为坐飞机你唰的一下就到家了，好象这个世界很小。我愿意坐火车，一站一站的停，要很多天才能从北京到荷兰，这样我就可以在火车上想，北京真是个遥远的地方。”

从他这番话中，我知道两件事，第一，有许多人愿意把旅途的时间拉长，第二，荷兰人害怕坐飞机，后来，荷兰球星博格坎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我中学时坐火车的两次旅行，获得的地理知识比在教室里读半个学期还要多。正是在火车上，我记住了中国几大铁路线经过的城市名称，并且开始幻想，如果有一天我能从北京坐火车去欧洲该多好呀，我为自己设想出了第一次游览欧洲的目的地——巴黎，我想飞过去，然后再从那里坐火车回来，延长旅途的时间，让我穿行在西伯利亚莽莽大地上的时候，能感受到北京和巴黎距离是多么遥远。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里喝酒，那个酒吧以拥有品种最多的比利时啤酒著称，我最喜欢的是“好根达”白啤酒。有个洋人喝高了，逮着个人就问：“你是法国人吗？”在洗手间，他也这样问我。小便池的上方贴着一张广告——西伯利亚铁路旅游，办理签证。这个小小的酒吧也许是全球化的缩影。

世界变小了。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目的地并不是巴黎，但的确要先坐北京到巴黎的航班。飞行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从舷窗望下去，下面是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土地，我看见了呼啸的风沙掠过戈壁，看见了白茫茫的雪原，雪原上黑色的纹路，我不知道那黑色的条纹是什么，从万米高空上应该看不到铁路或公路。那次旅行的经验是，飞过莫斯科，欧洲境内的任何城市都不会再显得遥远。而飞过鄂木斯克，俄罗斯境内的飞行就算完成了一半，这个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Omsk这个名字的英文拼写是4个字母，汉语名字也是4个字，几乎可以一一对应的发音。

坐火车返回北京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甚至就没有再出现过。有一次返回北京，我从飞机上看到一座大城市的灯火，按时间计算，那该是莫斯科，我向国航的乘务员询问，她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奇怪飞机怎么会从一座大城市的上空直接飞过。经常是这样，我们先看见一座城市的灯火，然后就降落在那里。那一天，我仔细打量飞机下面的灯火，直到它消失在视野中，我想，我会到莫斯科去，也会到圣彼得堡去。

今年的9月15日，我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条酒吧街里喝啤酒，向我在巴黎的朋友讲述一路的见闻，这一次是开车过来的。北京吉普赞助的“中法文化之旅”帮助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梦幻般的旅程。我们聊到了1907年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比赛，那一年，法国一家报纸提出设想：举行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比赛，“这项比赛没有一定要遵守的礼仪，也没有起约束作用的规则，所要做的事就是将一辆汽车由北京开至巴黎。自然，有可能的话，要争取第一。”1907年6月10日早晨，5辆汽车从法国殖民部队驻北京的兵营出发，8月10日，意大利人博格基斯驾驶意大利生产的伊塔拉汽车首先到达巴黎，他比第二名提前两个星期到达。

在我们这次旅行的途中，同伴们曾多次谈到1907年的比赛，北京的一位职业车手告诉我，那年的比赛，从北京到张家口就走了1个月，因为许多地方没有路，要靠人抬着车走，从张家口开到巴黎用一个月的时间，那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如果可能，2007年应该再举办一次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

从共和国广场的酒吧中出来，醺然之中，一路的风景杂乱的涌现，我看到大地，看见森林、湖泊、河流，看见蔓延的田地，看见低垂的天空，看见路标、车流和无数的面孔。我想起一句诗：“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但我想不起来，这句诗出自何处，何人所写。

9月19日，返程的飞机从戴高乐机场起飞，晚霞之中我眺望巴黎，徒然的想找到艾菲尔铁塔的影子，这首诗的另外两句冒了出来：“但路上不要过于匆促，最好多延长几年。”

这是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独眼巨人，愤怒的波塞冬海神——不要怕他们：你将不会在途中碰到诸如此类的怪物，只要你高扬你的思想，只要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接触你的精神和肉体。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独眼巨人，野蛮的波塞冬海神——你将不会跟他们遭遇，除非你将他们一直带进你的灵魂，除非你的灵魂将他们树立在你的面前。但愿你的道路漫长。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当你无比快乐和兴奋地进入你第一次见到的海港：但愿你在腓尼基人的贸易市场停步，购买精美的物件，珍珠母和珊瑚，琥珀和黑檀，各式各样销魂的香水——你要多销魂就有多销魂。愿你走访众多埃及城市，向那些有识之士讨教并继续讨教。 让伊萨卡常在你心中，抵达那里是你此行的目的。但路上不要过于匆促，最好多延长几年，那时当你上得了岛你也就老了，一路所得已经教你富甲四方，用不着伊萨卡来让你财源滚滚。 用伊萨卡赋予你如此神奇的旅行，没有它你可不会启程前来。现在它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而如果你发现它原来是这么穷，那可不是伊萨卡想愚弄你。既然那时你已经变得很聪慧，并且见多识广，你也就不会不明白，这伊萨卡意味着什么。”

8月22日早上，我们将参加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然后就开车奔向沈阳——哈尔滨——满洲里——贝加尔湖——叶卡林那堡——喀山——莫斯科——明斯克——华沙——柏林——布鲁塞尔——巴黎。

真希望能在路上写日记。

一个月以后再见。

欧洲杯的时候，欧足联将电视与网络视频分开销售，他们还卖移动电话的画面。2010年冬奥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购买的转播权，就已包括宽带互联网、无线平台和即时点播的权利。

雅典奥运会，中央电视台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转播权的电视机构，他们将网络视频的权利卖给了几家商业网站，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这次奥运会，我们将首次实现“网上看奥运”。到2008年的时候，估计手机、手持终端也都能看到奥运会了。不过，在此次传播领域，激起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中央台数字奥运频道的收费问题。

从介质上，我们可以分网络、电视、平面等等。还有另一种划分，那就是花钱的和不花钱的，虽然我们现在看电视也向有线电视运营商交钱，但因为交的少，一听看数字电视每月要交50多块就有些着急。害怕将来要为一场重要比赛而支付费用。

能拿成人频道推广数字电视，人家就不拿奥运会来推广了。免费节目和收费节目这两端都会有市场，观众会有不同的需求。8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项有关美国媒体的综合调查显示，去年美国消费者在新媒体上的支出达到了1784亿美元，占媒体营收的27.5%，首次超过了广告收入。也就是说，人们花在付费电视、视频游戏、DVD、互联网上的钱给媒体公司带来了比广告还要多的收入。自1998年以来，消费者在新媒体上的开支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9%，相比之下，对于电视、电台、杂志和报纸等由广告支持的媒体，人们这些年来所花的时间和金钱没有增长。

调查还显示，消息来源的选择越多，消费者的总支出就越多，而不是在不同媒体形式之间进行切换。这就是说，有了中央台的收费电视，不等于你就少买报纸或者不上网了，而是你在报纸、网络、电视、收费电视中转悠，花钱更多了。

收费节目的增加是一个趋势，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花钱买信息。咱们这里一时还不太能接受付费电视，但手机短信却很容易普及。去年，美国消费者把可支配收入中的2.25%用于通讯，这比25年前的数字几乎翻了一倍。中国人的通讯支出翻一倍绝对用不了25年，大家定制奥运短信、重要新闻，这就是号称“第5媒体”的无线平台。

回家看看，能让你舒服的东西都是50年前发明的，洗衣机、微波炉、电冰箱、吸尘器等等，那这10年大家忙活啥呢？手机、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生活的入侵，让我们得了一种信息强迫症，惟恐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到了奥运会这样的“人类盛典”，我们的强迫症发作得就更厉害。花更多的钱去买新闻、看节目，就是治病呢。

周六，青岛大雾，等到下午5点左右，我们才开车到青岛码头，穿过码头工人的食堂与宿舍，各色货轮，在我公安巡逻艇和海事缉私艇、破旧驳船之间，登上一豪华游艇。船员是一英国人和一德国人，他们想把船卖给随便哪个中国人，只要2200万。

等了半小时，终于出海。实际上就是在海上转一圈。但还是很爽。夕阳之下，游艇停在海上，大家下海游泳。虽然海水不像三亚或马尔代夫那么干净。

海风吹来，游艇上抽烟喝啤酒。

我在香港见过游艇码头，就在市中心地带，谁有多少钱一目了然。我在蒙特卡洛和尼斯见过游艇码头，能在那里出海一游，比青岛来劲。

邀请我们出海巡游的家伙，有希望成为明后年的中国首富，他说中国的别墅实在和农村差不多，隔两块地就成别墅了，太不方便。所以他要住公寓。看来，他不会买游艇了。

看译文上非利普罗思的小说垂死的肉身，里面说

一个男人如果不曾涉足性冒险，那么他一生中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麻烦。正是性弄乱了我们本来正常有序的生活。

原文说“不曾冒险涉足性行为”，我觉得该是“不曾涉足性冒险”

还有一段——

你看色情电影，想要里面那个女孩，可电影里谁在干她你都不会嫉妒，他成了你的代理人。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看刘雪枫老师《日出前让悲伤停止》，前面有一诗人的序言，讨论如何用文字写音乐，真是个难题呀。刘老师以前那本小册子好看，陈丹青那本“音乐笔记”也好看。
最近看了陈平原老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讲明清散文的，文人之文那部分看着过瘾，到学者之文那部分我就停下来了。

“我，机器人”，这个小说名字最早出现于1939年，小说作者是依安多·宾德。当时19岁的阿西莫夫从中找到灵感，写出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机器人小说《罗宾》，小说里的机器人保姆比较符合我们今日的设想——能干活，不说话，不介入家庭矛盾；但阿西莫夫的第二个机器人小说《理智》就把人类置于危险之中，一个叫柯蒂的机器人在“太阳站”上工作，他负责转换太阳能并将之传输到地球上，但他不相信自己是低能的人类制造的，他觉得地球不过是一个幻影，一场太阳风暴即将来临，如果柯蒂不保护能源光束，地球就完蛋了，两个“维修工”前往太阳站说服柯蒂，最后不过一场虚惊，机器人还是要按照人们预定好的程序办事，他的自尊心并不重要。

1950年，阿西莫夫将自己9个关于机器人的故事结集出版，毫不客气的用了《我，机器人》作为标题。他的“机器人三定律”在1941年的一篇小说中问世，有分析说，这个“三定律”参照了牛顿三大定律的句式，有矫揉造作、假装科学的味道，但最新的电影《我，机器人》已经把它简单化了——机器人“不能伤害我们；听我们的；保护你自己。”

早在1977年，好莱坞就购买了《我，机器人》的电影版权，《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当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当年的编剧艾利森将《我，机器人》的剧本写到了200万字，阿西莫夫本人认可当年那个据说很“前卫”的剧本，但他自己不太愿意与好莱坞合作，尽管他曾经和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导演有过接触，但他说过：“我讨厌好莱坞，总想办法躲它远点儿。”

目前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位居第一的《我，机器人》，只是借鉴了阿西莫夫小说中的某些元素，而不是改编他的作品，更不是要为了向50年前的小说致敬。有一位美国影评人在看完电影之后总结了“机器人科幻电影三定律”——第一，导演必须遵守空间、时间以及运动的定律，除非他的电影就是要颠覆空间、时间或者运动定律的。但千万别以为电脑做出来的画面就真实。第二，导演不要炫耀特技和动画效果这类东西，这种类型片的导演都很蠢，不需要这样掩饰。第三，导演不要为了取悦青春期观众特意卖弄打斗和飞行镜头，孩子的反应能力跟认知水平成反比。这篇影评说，《我，机器人》违反了这三条定律。

阿西莫夫拥有众多“fans”，所以也会有一帮“阿西莫夫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觉得日本奥姆真理教从阿西莫夫的“救世”思想里找到灵感，“基地”恐怖分子看了他的“基地三部曲”才为自己取了那么个名字。现在他们说，电影编剧和导演曲解了阿西莫夫。

最近，霍金在修正他的黑洞理论时说：“我要向科幻小说迷道歉，因为你们不能通过黑洞去畅游另一个宇宙。”也许，霍金的理论会被小说家、通俗电影曲解，但说通俗的好莱坞曲解阿西莫夫，把后者抬到一个科学大师的地位则有些莫名其妙。

阿西莫夫的作品数量多，质量参差。在他1992年去世时，他出版了470本著作，包括科幻小说、文学名著的注解本、打油诗等10个门类。纽约时报在他的讣闻中统计——他的头100本书花了237个月，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完成于1969年10月。接下来的100本在1979年3月完成，用了113个月，9年半的时间，也就是每一年写10本。再下来的100本用了69个月，1984年12月完成，不到6年的时间。这种生产能力就像是廉价饭馆，饭菜的味道可能不会让你满意，但大厨炒菜的速度让你惊叹。阿西莫夫的生产能力使他成为科幻小说作家最好的象征：想法多，创作速度快。阿瑟·克拉克，英国科幻小说作家，他经常会接到一些读者来信，向他诉说关于科技的种种奇思秒想，这个英国绅士以一种幽默的、恶作剧的心态这样回信：阿西莫夫先生肯定会对您的想法改兴趣，他的地址是——

提到机器人，人们经常会说到阿西莫夫那篇《活了200年的人》，主人公是个机器人，他的理想是变成和人一样的人，他活了20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改造自身的组织，争得了与人一样的权利，但他最后意识到人总是要死的，这种脆弱使人区别于机器，于是他决定死去。





参阅阿西莫夫自传《人生舞台》，米歇尔·怀特《阿西莫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