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网上流传赵忠祥老师的一个录音，来自绯闻案的女主角饶颖，录音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其内容与赵老师一贯形象很不相符，但我决定不去听，在心中保留对《动物世界》的美好印象比满足“窥私癖”更重要。同样的道理，我也决定不去看《十面埋伏》，张艺谋已经拍出过《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这些电影已经确立了他大导演的地位，评价一个人，要以他达到的最高境界为标尺，而不是向下看齐。尽管他不断降低自己的水平。但张艺谋最近几年的尝试，依旧保持着足够的胆量，他不怕砸牌子，奋勇投入到商业电影的整个操作流程中去。

在《孔繁森》、《宇宙与人》这类党组织的集体看电影之后，《英雄》和《十面埋伏》都开创了新的准集体看电影模式，有公司包场报答客户，有文艺青年集体观赏便于批判。而太庙的歌剧《图兰朵》、丰田威驰买断《焦点访谈》后3分钟一次性播放张艺谋执导的广告、北京的申奥宣传片，分别显现出张艺谋在国际化、商业与文化相结合、迎合官方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的成功。肖洛霍夫是斯大林时代的文艺“国师”，张艺谋俨然也有“国师”一样的地位，自江青以后，他可以说是中国文艺创作中最有权利和自由的一个。国际、商业、官方，这三方面都搞定，该是个多么主流与上层的人物。他已经站在舞台中央，得到喝彩或批评都不会影响这个位置。张艺谋的主流地位一确定，他就有更强的势力来向消费者推销他的艺术，而风雅的商人就像苍蝇一样簇拥到他肥沃的创作能量中来。另一些媒体工作者像得到了某种暗示，说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要保护，他们和导演雇佣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一样，参与了集体创作，虽然不是在包住宾馆中的床上进行的。

在最近一个电视采访上，张艺谋侃侃而谈——批评一个电影很容易，你说他故事还不够，人物还差一些，这样的话永远是正确的，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故事和人物是一辈子的问题。他在电视上还表演了一下批评家说话的语气，带着一点嘲笑姿态。小人物描摹大人物的时候总免不了用“鸭子视角”，一个鸭子在人面前溜达，他的位置低，要抬头才能看见人；而大人物对小人物也免不了“老鹰视角”，从上向下俯瞰芸芸众生，只看见人头而不关心人头脑里想什么，目前，张艺谋这只老鹰就在全国电影院的上空盘旋，数着有多少人走进埋伏圈。

对《十面埋伏》的批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显得小气、局促、过分关注细节。多年来，艺术批评早已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它对同样边缘化的小电影保持沉默，有了几个所谓“中国大片”，就热闹一场。可惜，这样的批评既奈何不了冯小刚，也奈何不了张艺谋。他们有资格蔑视任何批评，我们也有资格嘲笑或者漫骂《十面埋伏》，但是，对一个商业电影最好的批评就是100个商业电影，对1个商业大片最好的批评就是10个商业大片，对2000万美元制作经费的最好回应就是20个2000万，对1个牛逼导演的最佳评论就是还有10个牛逼导演也在拍电影。

张艺谋取得如今的地位，在于他的才华、妥协与智慧。许多人到了中年就变得昏庸、缺乏判断力、对自己和周边世界的认识出现偏差，张艺谋也未必能例外。说他江郎才尽很容易，但他确实曾经拥有过人的才华，而许多后进导演，你会怀疑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才华。如果说他拥有了某种艺术霸权，那么也就是说，对他的艺术挑战还太软弱无力。在我们对张艺谋的失望背后，是对目前文化产品更大更深的失望。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上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24岁的特里已经是切尔西的队长，他在接受《男人帮》杂志采访时说：“如果我能制造一个足球运动员，他要有齐达内那样的技术，亨利的速度，也许还有贝克汉姆的右脚。当然，最好还有马克莱莱那样的老二。” 马克莱莱是特里在切尔西的队友，外人无从知道切尔西更衣室里的秘密。
那本《男人帮》还有一个ps2的广告,是小罗在巴西里约的海滩上看关于欧洲杯的报纸,这个当年击败英格兰的家伙赤着上身,大概他看到小贝罚失点球一定坏笑.
希腊怎么就成冠军了,我现在还恍惚着不太相信.

一般，没有比赛看的时候，大家就拿足球解说员说事，谁解说的时候出错了，谁的话太云山雾罩了，裁判错判那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足球解说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我觉得黄健翔解说丹麦捷克一战时候说出的那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在太经典了，准确、文艺腔，至于这句话到底来自卡夫卡还是昆德拉，没必要深究。后来，后方演播室里的后生也来了段文艺腔，提到卡夫卡的《变形记》，结果就有人不满了，说卡夫卡是奥地利人，说捷克队的比赛扯一奥地利作家干什么呀。
这次中央台转播欧洲杯，并没有能够垄断转播权，所以我也能看到北京台的转播，我发现北京台的转播是革命性的，中央台给出巨奖的诱惑，让球迷发短信，写条短信评球能有8000元收入，北京台是即时互动，你发一条短信说捷克队别站成4231，变阵为442吧，主持人当时就给你念出来。多年来，我们对解说员的批评总暗含着对一种话语霸权的不满，现在大家都来短信评球，则颠覆了他们的话语霸权。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少数人把持的足球解说势必将回到群众手里，我有一个梦，梦想着有一天，随便一个球迷就能通过卫星将自己的看法传播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以中文为母语的观众。这样的话，当有人强调卡夫卡是奥地利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到一个文学讨论中去：卡夫卡与布拉格精神，《布拉格精神》一书与捷克足球的关系。通过讨论，我肯定能找到文学上的知音，找到精神上的知己，找到许多和我一样落魄的文学中年。这么多年了，大仙在每次世界杯、欧洲杯之前都复习一遍世界文学，把箱子底里的《外国文艺》找出来看，容易吗。
不管北京台还是中央台，短信收入都是不小的，指责人家这样赚钱没意思，短信火暴，支撑着中国三大门户网站的股价，印度一农民说：农民收入低没地种，这个国家能靠发电子邮件生存和发展吗？以中国的经验，靠短信发展是有可能的。
满大街都是寂寞的朋友，深夜不睡觉看球更是寂寞的征兆。大家多么渴望交流呀，通过这个交流平台，大家在足球之外还可能找到其他同好。
 
以下引自小贝的瘙痒宅,卡夫卡的千古疑问呀


Do you suppose it is true that one can attach girls to oneself by writing?’ Franz Kafka once asked his estimable friend Max Brod。What did he mean? — by writing morbidly masochistic love letters to Felice, Milena, Dora et al., or the
aphrodisiac impact of creating, then suppressing, enigmatic allegories like The Trial and The Castle?

你觉得靠码字真能泡到妞吗？弗兰茨·卡夫卡曾经这样问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就他？靠给菲丽思、蜜伦娜、朵拉写的受虐狂般的情书，还是靠那些不是亢奋就是压抑的神秘寓言比如《审判》和《城堡》？
 

我很早以前就看过电影《早春二月》，但一直没有看过柔石的原著。上大学的时候，我跑去听一位著名教授讲现代文学史，他讲的是柔石的《二月》，但我脑子里对原作的文字没有任何概念，倒是对电影中的一幕幕场景记忆深刻。教授仔细分析原著，大概借助了细读、修辞等批评手段，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萧涧秋既不喜欢文嫂，也不喜欢陶岚，他喜欢的是文嫂的女儿采莲。他离开芙蓉镇投身革命洪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伦之恋带给他沉重的负罪感。
电影里的文嫂是老明星上官云珠演的，陶岚是谢芳演的，影片开始是江上的一条船，小采莲拿着个橘子在玩。教授的结论一出来，我就努力回想电影中哪个镜头曾经给出这样的暗示，但一位诗人师兄已经站在教室中间，大声指责教授的谬论，这位师兄以情诗闻名于校园，经常参加诗歌朗诵会，有许多女同学对他心向往之。卡夫卡曾经有千古之疑问：你觉得靠码字真能泡到妞吗？在80年代的校园，写诗的确能泡到妞。但那时还不推崇文人以流氓自居，纯洁孩子似的作家才是榜样。闲话少扯，这位诗人师兄洋洋洒洒说了一通，中心思想就是教授将一个美丽的故事庸俗化了，变得肮脏了。
我当时已经被教授的那套分析方法完全迷住了，哪里是讲文学？分明是侦探的套路，通过文字、故事中隐藏的蛛丝马迹，教授在讲台上破案：萧涧秋的流氓心理被揭露出来，柔石的性压抑也将水落石出。后来的学习终于让我归纳出教授的侦探方法都有什么：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等。这一大嘟噜新玩意比当时学的《文学概论》有意思多了，“文概”讲的全是马列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与人物，很无聊呀。
很久以后，我才反思，搞文艺工作还是要学习马克斯，他老人家在《***宣言》中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何产生一种“世界文学”：“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以来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据说很早以前，中学生看《青春之歌》，看的最多的那几页都是关于谈恋爱的，那些页码被反复阅读，所以最易发黄烂掉。我现在还记得《青春之歌》开头那几页是写火车上的林道静，她穿着白裙子，带的包也是白的，一副柔弱的样子，她要到北戴河去。这开头搁现在就是海岩的小说或者赵宝刚的电视剧呀，肯定是让李小冉演林道静。至于《青春之歌》的爱情段落，我记不住了。上初中的时候，我旁边一同学看小说也喜欢在有性描写的页码上折个角，我抓过他一次“现行”，那本书叫《卢布林的魔术师》，马拉默德的小说。都是从书里面找点儿黄色的东西，60年代的学生只能看《青春之歌》，80年代就看马拉默德。马克斯早料到了这种新旧、中外之分。
我虽然没有目睹一个“世界文学”的诞生，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世界电影”的诞生。比如大家在谈论的所谓“中国大片”，较高的投资、国际化的操作、大规模营销，这种消费的趋同可以用“全球化”或“现代性”来描述，也可以用后殖民理论、文化多元主义等文艺理论武器来批判，但这样的文人游戏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会偶尔看看那些老电影，它们在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下生产出来，带着那样鲜明的中国痕迹。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文化消费有什么不满，并不一定是说，怀念过去的产品中就获得什么宽慰。
我们的生活早已经变的彻底非神圣化了，林道静的理想追求可以由她对三个男人的爱情来表现，萧涧秋的迷茫也可以通过一段三角恋爱俩表现。新的30集的电视剧《早春二月》已经开拍，最吸引人的是女主角董洁，据说这个戏的制作班底来自《金粉世家》，鲁迅要是活着肯定想不明白左翼作家的东西怎么和张恨水的东西能整出一个味来，浙东小镇，几个年轻男女，这东西和琼瑶都可能是一个味的。剧中的采莲肯定要塑造成一个活泼可爱又饶舌的小姑娘，她的弟弟阿宝倒可以省略，反正他在老电影里最后也是死去，没一句台词。文嫂拖着一个可爱的女儿搞点儿“寡妇是非”还能接受，要是拖着两孩子，形象就欠佳了。

从一搜网上终于找到我1999年写的美国世纪
里面关于美元和道琼斯的两条是别人写的
那个文章的写作过程让我激动
我看了那么多书,博闻强记呀

强国都想在世界上占据永不衰败的地位： 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 19世纪的大英帝国。1941年2月，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在他的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的世纪》的文章，他说：“美国的经验是未来的关键。美国将是国际社会中的老大。” 

那时，法国被占领，英国被围困，苏联遭攻击，美国被迫返回国际政治舞台，亨利·卢斯呼吁他的同胞们努力使20世纪的剩余年代变为“美国时代”。 10个月后，珍珠港遭到日本的偷袭，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越扩大，越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潜力，如丘吉尔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工业机器”。 

1945年，美国真正成了“老大”，参战的国家都已精疲力尽，美国却能够为战后重建提供资金。它成了国际新结构的总设计师，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决定建立的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而不是伦敦；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而不是日内瓦。 

美国拥有核弹，别的国家没有；美国还有可口可乐，随着美军遍布世界。地球的三分之二是海水，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可口可乐。 

冷战促使美国在全世界承担义务。赫鲁晓夫发誓要埋葬资本主义。越战使美国遭受失败。金斯堡在60年代朗诵他的诗歌-- “千年之后，历史将这样记载，美国是一个小国，到处充满了狗鸡巴。”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学者詹姆斯·伯恩汉姆认为，美国181年的民主之路可能走向失败，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做法更加有效。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认同了这一说法。事实上，是冷战掩盖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地位。他们的创造--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电子技术膨胀了美国的实力，他们的垃圾--音乐电视、牛仔裤、硬石咖啡馆、好莱坞电影吸引了全世界的年轻人。 

1959年，罗伯特·诺伊斯把一个晶体管电路蚀刻到一片硅上，称自己的发明为集成电路。而后，计算机、通信网络、软件带来了一场只有在权力分散的经济社会中才能出现的知识革命。这个国家以它的大学吸引全世界最崇尚自由和梦想的年轻人，把这些充满资源活力的人才变成别的国家不可比拟的知识资本。 

毫无疑问，在过去100年，美国在地球上施加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100年的确称得上是“美国世纪”，亨利·卢斯创造的这个词汇肯定是当代史上最著名的概念之一。 

 用后面的20个源自美国的词汇来回顾20世纪，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美国为这100年提供了什么，同时也能促使我们玩一下记忆的游戏--20世纪还有哪些重要的东西没有美国标记。因为针对未来而言，在各个领域，超级大国试图建立单极体制的努力，势必刺激其他强国在争取世界多样化上的更大努力，以超越美国世纪。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里，为确立战后世界金融体系， 29个国家签署协议，承认美元与黄金的稳定的比价关系， 美元利用战争结局的机会登基，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这一黄金官价也随之成为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体系的基础。  

稳定的货币体系使美元顺理成章地获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世纪初， 美国总统塔夫特曾指望用美元贷款控制中国和中美洲国家的经济，受到抵制。战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构成了美元的后盾， 此种经济因素使各类别国货币都退居到二流货币地位。美国以美元的疯狂扩张抵制了别国货币向世界市场的生长。 美国就可凭着它强大的实力和信誉，只要印钞票，就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借”到手中，大模大样地享用-- 把印钞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金矿。  

一个伪币制造者理想境界是，他画出的每一张纸币都不受到怀疑， 顺利地花出去。当然，如果他的家刚好建在金山上，他的理想就实现了。  

在美国的金融发展历史上，值得回忆的是1907年10月， 纽约华尔街的投机客奥古斯塔·海因茨策动资金企图控制联合钢矿公司的股票，这一行动的失败导致一家银行的关门和两家证券商的倒闭。金融危机爆发。 70岁的华尔街老将摩根经过一系列金融运作，股市重新上扬，《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回顾华尔街的历史，没有什么比众多金融首脑在 摩根先生图书室内的通宵会议更重要、更令人兴奋了。他无疑是当代的英雄、不折不扣的领袖，为国家化解了一场灾难。”  

摩根的英勇行动使政府和金融业意识到政府应该更积极地维持金融秩序，1913年，美国联邦储蓄法案出台。  

80余年之后，索罗斯颠覆了摩根的英雄故事， 他可以用金钱给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造成灾难。摩根是秩序的维护者，索罗斯则沉迷于混乱状态；摩根以单纯的理想稳定金融，索罗斯则把金融作 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手段。  

世纪初的银行家摩根与世纪末的投机商索罗斯之间横亘着一个“金钱世纪”，金融体系、经济形态发生了诸多变化， 适应这种变化的人抓住了一条不变的真理：金钱就是力量。它可能比任何政治家、 任何的发明创造都更深刻地塑造了这个世纪.

 
1902年12月4日，道，一个华尔街金融记者撒手人寰，留给后世的是百年来日渐尊宠的道-琼斯指数。  

1897年出现的平均工业指数实际只有12只股票构成，由每日手工计算得出。1928年工业 指数扩大到30家，此后形成定例。但30种成份股却随时发生变化，至今， 最初30只中硕果仅存的只有通用电器一家。不断进出的成份股反应出美国经济的变化。查尔斯·H·道最初编制指数的时候，精力几乎都放在铁路业，随着美国铁路里程从鼎盛时期的40余万公里减少到 17万公里，铁路股隐退。1997年3月，伯利恒钢铁又被从30种工业股中剔除，使钢铁业的兴衰再也反映不到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中。而计算机、金融、服务业在平均工业指数中的地位则一步步上升。  

道-琼斯指数成为第一个人为创造、记录经济活动的“温度计”。它迎合了世人定量化感知经济冷暖的欲望，也使指数诞生数字崇拜， 使人类从此生活在数字的汪洋里-- 世上即使没有真实的事件发生，数字的变动仍使人产生各种体验， 真实的世界也因之变得平静。30年代初，道-琼斯从396点暴跌到41点，资本主义危机弥漫全球。二战后， 投资欲望构成了道-琼斯的稳步上升，从此利益争夺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战争，而是报价机上滚动的数字 。 

 
比尔·盖茨穿西装和衬衫，乔布斯总留着大胡子蹬着一双旧运动鞋； 一个当年在教室拼命写程序，一个当年在车库里玩电子元件；一个上完中学上大学而后从大学中退出，一个曾跑到印度体验神秘主义又参加了 “公社运动”；盖茨将他的公司命名为“微软”， 确定他们只从事软件开发，乔布斯给他的公司起名叫“苹果”，那一年他在俄勒冈公社中种植的苹果大丰收。  

 乔布斯从印度回来后发现“所有东方宗教对世界的贡献都不及爱迪生一个人大”，然而是比尔·盖茨成为新的科技文化的象征，他的身价在1996年夏天是180亿美元，到1999年夏天达到1000亿美元。  

乔布斯反盖茨--他是个硬件大师，而不是软件；他是一个开创者， 而不是一个跟随者；他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复制者；他是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人， 而不是一个巩固产业标准的人。但盖茨是，如果说，19世纪末最重要的新兴产业的产业秩序是由洛克菲勒所建立，那么20世纪末最重要的新兴产业的产业秩序则是由盖茨建立。  

1996年7月，微软与通用电气公司(NBC的母公司)合作经营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开播，主持人雷诺有过这样一段开场白：“我是NBC‘今夜’节目的主持人，N BC这3个字母代表‘现在与比尔兼容’(Now Bill Compatible)。”  

现在与比尔兼容，不愿意的人请举手。好，你们去向乔布斯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