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大概10年前，我第一次坐进卡拉OK的包房里，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家伙大唱日本歌。他旁边是个白白胖胖的小老板，气宇轩昂唱的是《摘下满天星》:“我要发誓把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我当时只会唱一首歌，就是《恋曲1990》，到现在也只会唱这一首歌。所以一进歌厅，就当听众。有一次，我听一个姑娘唱“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还有“如果让我遇上你，而你正当年轻”。唱得我不胜感叹。

对卡拉OK，向来有种种批评，这是亚洲表达方式，欧洲和美国断然没有这种东西。不错，美国没有卡拉OK，但也有蔡国庆——我喜欢这样的说法——理查·马克斯就是“美国蔡国庆”，迈克尔·博顿就是“美国周华健”。干吗什么事都以美国衡量呢？卡拉OK这东西就是唐朝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里听了十年的，是柳永的“奉旨填词”，也是关汉卿乐此不疲的事。如果法国人都觉着自己是作家，那么在北京隔音效果很差的歌厅里，听到男男女女们讴歌不也很好吗？

有一天，在朋友的车里，听到许美静唱:“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渐渐蔓延，任再狂的风雨，也不能改变曾经如火的爱恋。”我让他把声音开大。当歌声沉寂时，我回想起那些打动我的声音——好久以前，在一所学校里听见大喇叭里广播，一个娇媚的声音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改变。”后来又在电视里看到，许茹云唱“如果云知道”，唱“日光机场”。她有一个MTV是在日本拍的，画面异常美丽，据说那个外景地是川端康成写作《雪国》时居住的旅馆。还有一次，一个家伙在洗车，汽车里的音响开的好大，是林忆莲在唱“为你我受冷风吹”，唱“伤痕”。

我在电视里见过Beyond的现场演出版的《海阔天空》，虽然歌曲没有打动我，但那个主唱泪流满面，让我意识到歌唱是可以多么宣泄。这个美学概念用来解释卡拉OK的长盛不衰才好。我还有一个荒谬的想法，意大利的阉人歌手们，会不会是听了类似于许茹云或卡拉斯的声音，受不了那种纯净的女声的诱惑，从心底渴望发出那样的歌唱，才对自己下了毒手呢？

不过现在没有男人因为喜欢女人的歌为唱好卡拉OK跟自己过不去。

我年轻的时候，一失恋就看天文学方面的书。如果有一台望远镜，我也一定会用它了望星空。在感叹宇宙伟大的时候知道人的卑微。100多年前，有个意大利人凭借自己的望远镜画出了火星地图，据说那时候，法国人就开出10万法郎的价钱悬赏寻找外星人，但找到火星人不能拿奖，因为火星人被认为太好找了。事实上，这些年来，火星人在电影中没少出现，但比较靠谱的做法是《红色星球》——地球人在火星上培养植被。那个地方现在还看不出有生命的迹象，但想起那里有一座高达25千米的奥林匹亚山，不由得让我激动。

《火星任务》里，美国宇航员踏上了这个星球，结果他们遇到了更高智慧的生命。外星人用火星上的岩石将自己隐蔽起来，还用DNA做密码，感觉很像《武林外史》里那个神秘的山洞。这个汇集了好几个明星但在特技效果上乏善可陈的片子，结尾的部分有点意思，宇航员面临选择——是坐着自己的飞船回地球，还是跟着外星人去探究更高的智慧。最后我们看到，外星人的飞船速度极快，而人类飞到火星还要用掉大半年时间。

前不久，俄罗斯宇航局说，要在2015年登陆火星。这说法遭到一片非议，欧洲和美国的专家都说，在2025年前，人们没有希望登上火星。我不知道我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见这一幕。但我相信，人们对宇宙的好奇将催生出更多的科学著作。最近听到有一本叫《新科学》的书俨然要同《时间简史》一样畅销，厚达1000多页，作者说用电脑程序就可以解决生物、物理等学科的一大堆问题，并且能给出宇宙形成的模型。我没看见这本书，但在《大西洋月刊》上看见书评，书评的题目是《生活、宇宙和所有事情》，我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失恋之类的事情的确和冥王星有关系。

有时候我会想，该怎样选择，一，坐在家里，从牛顿的《原理》看起，把地球人对宇宙的解释都整明白;二，走到荒郊野外，遇到外星人，让他带我洞察所有的秘密。不幸的是，这两件事做起来都不容易。相比之下，有个新闻更给我安慰，说有一家公司正在设计便宜的太空旅行，他们把你从地球上弹出去，让你看一眼你生活在其上的这个行星。我知道，人类现在看火星，其清晰度如同你坐在飞机上看地球。但大家还是希望能把火星看得更真切，而把我们看腻了的地球弄得模糊一些遥远一些。

那一年，在上海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有个美国胖子坐在我旁边，他叫奥尼尔，黑人木匠，来自密西西比。他到中国来旅游，第一站是香港，然后是上海，接着是北京和西安，中国之旅结束后，他还要去新加坡。他说中国的饭菜很好吃，他很喜欢中国等等。



飞越泰山的时候，我通过舷窗俯看壮丽的山景，忽然想到，是不是有个山西的木匠正在攀登山东境内的泰山？这个山西木匠有没有机会去看看纽约和密西西比河。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国，只是把自己的一点感受移情于广大的民众身上。我想人在世界上最好能多走走多看看，环游世界也许该是一种天赋权利。



后来我得到一个去英国的机会，才知道签证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预约后排队去面签，大家都有点儿肃然。排在前面的有一位老者，汉字的姓名编码没有写，他求助排队的年轻人，每个被问到的人都礼貌地告诉他去查柜台上的汉字编码手册。谁都看得出来这老者根本没能理解那个手册怎么查，可就是没有人帮他查帮他添上那几个阿拉伯数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举手之劳的事情竟让众多年轻绅士为难，他们太谨慎了，换个环境谁都会助人为乐，可在出国这几步路上却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



后来我又有机会去法国，法国人的办事作风比英国差远了，要签证就要在使馆外排队，也许一天一夜也许三天三夜。中国人在使馆外有“排队生意”，有发号的，每天点名三次，有帮你准备各种资料或翻译文件的，法国使馆与美国使馆可能是北京最热闹的“出国之门”。



欧洲真是个奇妙的地方，让我发出连连的赞叹。再后来随一个旅行团去韩国，不禁对韩国有些不屑，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韩国旅游一次就够。看来，我们都是势利眼。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帖子，作者说，他在汉城明洞看见一块“中国人谢绝”的牌子，他自然联想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以他的所见所闻描述韩国人怎样浅薄怎样瞧不起中国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儿以偏概全，但我知道，在北京有个韩国人聚居区，那里的中国人也不喜欢他们的韩国邻居。人们是很容易彼此厌恶的。



前不久，有个消息说去韩国济州岛的中国游客将得到免签的待遇，在我印象里，这是第一个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地方。法国人去美国要签证，瑞士护照去美国不用签证，护照这东西也有它的一套等级和价值标准。来自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中国居民较容易得到日本、韩国的签证，其他省份的则会难一点，这不是什么定律，可他被旅行社的朋友口口相传，同样的中国大陆居民也被不同看待吗？



两个月前，上海推出“按需申领护照”，居民拿户口本就可以领护照，而不像以前那样准备存款证明什么的，这项措施被当作“国际大都市”的先进标志之一。后来，重庆也有些类措施，北京办护照的手续也简便了许多，这都是好事。但拿到护照，只能跟旅行社的路线走，这也怪别扭的。我们还不能成为“世界公民”。



我理解的“世界公民”是，他可以到处转转，既可以跑到巴黎、纽约、伦敦去玩，也能上非洲丛林去探险，当他申请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在任何一个国家入境时，都会受到诚意和善意的对待，而不是刁难与怀疑。这想法或许太幼稚了，许多富裕国家都会假定你是要偷渡过去在那边混日子的，你要证明他这个“有罪推断”是错的。



那一年，我在罗马许愿池里投下两枚硬币，按导游说法是，这样做可以保证你有机会重回罗马，在投下硬币之后，我呆呆地想，我真的有机会重回罗马吗？我是不是只傻乎乎地在这里照张相，就永远在许愿池边消失呢？



2002-11-29

◎  布丁 2002-10-10





有个诗人，诗写得不好，就改行写足球评论。2002年世界杯，他想凑齐32个国家的诗句用在球评里，英格兰、德国、爱尔兰都好办，有大堆的诗人等着挑，巴西、韩国也好找，惟独塞内加尔比较费劲。他这么一折腾，倒让我想起自己读过的外国诗，十多年前有个文学丛刊就叫《外国诗》，好像只出了一两期就没有了，我读外国诗就从那里开始。



那时候，我喜欢一些狠叨叨的诗句，比如狄兰?托马斯的――“而死亡也不能征服，赤裸的死者会同风中的人，西沉明月中的人合为一体，当骨头被剔净白骨变成灰……”还有“当我用液体的双手敲击子宫，让血肉涌入之前……”后来，这些恶狠狠的诗句被我忘掉了，惟独一段――“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动花朵的力/催动我绿色的岁月;炸裂树根的力/是我的毁灭者/而我喑哑，无法告知佝偻的玫瑰/同一种冬天的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记住这段，是因为我曾经翻字典查“佝偻”和“喑哑”的读音。



做一个诗人要写几万行诗，而我们用于诗歌的情怀并不足够大，经历好多年，能再背诵出几句来，那几句也许就是诗人最伟大的地方。留在心底的这几行诗就是对伟大诗人的敬礼，来段里尔克――“尽管世界变化匆匆，有如白云苍狗，所有圆满事物一同复归于太古。在变化和运行之上，更宽广更放任，你的歌在继续唱，弹奏竖琴的神。苦难未被认识，爱情未被学习，在死亡中从我们远离的一切也未露出本相。唯有大地上的诗歌被尊崇被颂扬。”



读诗和背诗不一样，《四个四重奏》我读了44遍，可我能背出来的只有三行――“在那些时候，我对我的灵魂说，静下来，不怀希望地等待/因为希望也会是对于错误事物的希望;不怀爱情地等待/因为爱情也会是对错误的事物的爱情。”艾略特的宏伟篇章被我的记忆缩减为几句酸溜溜的情歌一样的东西。



有的伟大诗人被我遗忘得特别干净，比如海涅，他写出“乘着歌声的翅膀，我的爱人”，这首诗很像蔡琴唱的《张三的歌》――我要带你到那美丽地方看一看。最近的一个晚上，我乘出租汽车回家，出租车司机帮我回忆起海涅的诗篇，这个一脸汗迹的汉子背诵出全篇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祈求;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我们织我们织，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织布，日夜匆忙。我们织我们织。”



司机说他17岁上高中的时候学过这首诗，20年来一直会背。有时候他会把“我们织”改成“我们开”。■

 

风吹来的沙 





◎  布丁 2002-11-22





北京的冬天是从夜晚来的，睡梦中都能闻到那尘土的味道。有一个年轻人，在街上走，街灯被风沙吹得昏黄，马路上空空的，偶尔有一辆车飞驰而过。他茫然走着，血腥的味道与沙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他刚刚杀了人，他要逃到一个温暖的地方。但在走之前，他必须和一个姑娘去做生死别离。他爱那个姑娘，幻想着那姑娘能和他一起逃走，但他知道，那姑娘不会做不理智的事情。



他没有把握，也许他该换一身干净衣服，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去见那姑娘。可警察已经来到现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头，我好多年前就想好了这个开头，却一直没有编下去。后来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类似案件，一个小伙子，贪污了一大笔钱，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他好像替公司去银行存一笔钱。然后，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他揣着钱就跑了，跑到一个特别暖和的地方――海南岛。他的女朋友就在海南岛，但两个人还是分手了。这个小伙子做了整容手术，但还是心理脆弱，在潜逃两年后投案自首。



这个真实的案件和我要编出来的故事很相似，可还有一些地方不一样。比如说，那家伙跑向海南的时候心里还怀着一点希望，他要去见他的女朋友;可我故事里那家伙离开北京的时候一定充满绝望。我知道，这两个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逃脱人民专政的铁拳，但面对一个姑娘还可以有一点点幻想。还有，虚构中的那一个不能心理脆弱，在争取到爱情之前不能轻言放弃。他既然犯了罪就老老实实接受这个事实，不后悔，不忐忑，不自欺欺人，也不自投罗网。



我把这故事构思了好几遍，关于爱情的段落都编得八九不离十，可犯罪那部分却没什么着落。我让他杀谁，为什么杀人，让他拿多少钱跑，让我们的公安战士怎样神勇，这些需要想象力的东西我编不出来。

我看电视上的法治节目，希望能了解公安机关的英雄事迹和一些真实的案件。后来我看到一个懵懵懂懂年轻人，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杀了人，逃跑了，但他没有离开北京。他对着电视镜头麻木而流畅地讲述他的潜逃经历，饿了就偷两张烙饼吃，困了就随便找个楼道睡觉，夜里还曾悄悄溜到家，看看家里窗户透出的灯光。后来天气冷了，被抓的时候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拣来的大衣。



我看着他平静的犯罪故事，不憎恨不怜悯，只是竭力去想他怎样度过从夏天到冬天这半年的时间。在我那个永远也不会完成的犯罪故事中，罪犯在北京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他要赶在警察发现他之前亲手埋葬他的单纯的思念。

 

2003-3-4

我在1秒之内看到了游泳池里所有的人，一对夫妻在第3泳道，女的游在前面，男的跟在后面，两个人贴得很近，让人感觉那女子是在丈夫的怀抱中。在第2泳道，一个胖子在蝶泳，激起的水花很大。两个女学生在第1泳道，她们扒着泳池的边沿，一个发育得快一些，脸上却带着抑郁的神色;另一个胸部刚刚发育，长长的腿，皮肤洁白光滑。在泳池另一边的第8泳道，一个男子正在练习换气，他努力抬头，身体绷紧，他的女朋友在旁边喊，叫他放松。还有一个老者在仰泳，游得很慢，几乎在水面上静止。



那一天我的游泳镜是新的，不起雾，我埋头入水的瞬间能看见游泳池里所有的躯体，在水中无声地游动着，而在我抬头换气的时候却感觉空无一人。这是个50米的标准泳池，但在1秒之内我尽收眼底。看到了一个小伙子静静潜到游泳池底，躺下，注视着上面的水流，一个姑娘游过去，在他嘴上轻轻一吻，又快速游走。那小伙子起身去追赶，却看不见那姑娘的影子了。一个3岁男孩在父母的鼓励下正奋力向前，还有一个小女孩，正在练自由泳，她把一块浮板夹在双腿中间。



我听到了后来他们之间的回忆:“那一天你躺在水底，像是安静地睡去，所以我忍不住游过去吻了你一下。像是水中的精灵把你唤醒。”“那一刻我希望我们就生活在水里，永远不会再有陆地。但那只是一个游泳池。不是江河湖海。”



一个穿蓝色泳衣的姑娘在泳池边的躺椅上翻看杂志，一个穿红色泳衣的姑娘和我相约比赛200米，还有一次我躺在池边发呆，却走来有个身材很棒的姑娘拿走旁边椅子上的浴巾。我忘了她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泳衣，只记得留在她身上的水珠是那样美丽。



游泳馆有巨大的玻璃窗，阳光照射进来，泳池中的水上有一片斑驳，我喜欢在阳光与水中间游过去，在那片斑驳的水域，忽然感到温暖。



新泳镜缓缓落到泳池底部，我必须扎个猛子下去把它捞上来，试过几次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水性很差，肺活量也很差，我根本不能躺到水下面去。我多希望能用那个姿势在水底停留，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躯体。可我怎样才能把那崭新的泳镜拿回到手里？

◎   2002什么时候写的忘了





他上了火车才发现，这趟车并不是他原本想要的那趟。晚上8点多，去上海，他想要的是终点为上海、第二天早上8点多就到的。而他现在坐上来的这趟，是去厦门的，他看了列车时刻表才发现，这趟车到上海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比预计的时间晚6个小时，他埋怨自己太粗心，订票的时候没有问清楚。



火车上总有奇怪的味道和相似的人群，那股味道不变，那些人的面貌也不变――老头儿，一个带孩子的妇女，一个喜欢喝酒的中年汉子，一个听随身听的学生，一个军人。他们似乎永远在旅行。



他的女朋友在上海，他们有半年多没见面了，他在北京。他记起老早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叫《彼得?卡门青》，男主人公在乡下，爬到山巅的一处陡壁上，摘下一枝奇异的花，带着花坐火车回城里要献给心爱的女子。故事情节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情绪，促使他选择坐火车而不是坐飞机去上海。他想，十多个小时并不算长，我们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这十多个小时又算什么。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车窗外漆黑一片，青色的月亮在天上。他打电话告诉女朋友，他订错了车票，要晚几个小时才能到。他嘱咐女友好好睡觉。



可他自己却睡不着觉，静静地站在车厢连接处，偷偷抽烟。还有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站在他对面看书，后来，那年轻人走开了。他女朋友打电话来说她睡不着，两个人就在电话里聊天，电话贴在耳朵上，左边的脸有些热。聊到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们就道晚安。



火车上鼾声一片，列车员都睡了，他的电话又响了。还是他的女朋友，还是睡不着，还要接着说，电话还剩下一格电，他等不及了，火车太慢了，他希望立刻飞到她身边。她说到脖子酸了才挂上电话。



后来是女朋友发来的短信息，“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他想，该不会把这首歌的歌词全都发过来吧。第二条很快来了:“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这首歌被简化成“嘀嘀”的声音传送千里，它的旋律在火车的车轮声中若隐若现。



“我怕时间太快”，“我怕时间太慢”，他的电话里已经存下了全部歌词。



到车停站，他走下来，深夜的站台上空寂无人，一个大大的时钟呆板地表明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距离上海还要有11小时。他有些等不及了，忽然，他跃下站台，沿着铁路向前奔跑，他想要早一点再早一点。被他甩在后面的火车很快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带动的风吹得他好疼，那辆火车上还有他的行李，一个大大的旅行包，包里有他要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不知道是什么，但绝不是山上的花。

 

有个笑话，说一对年轻夫妇去度蜜月，妻子对丈夫说：“我要坦白一件事，我不是个处女。”丈夫说：“以当今的道德标准来说，这不算什么。不过，你能告诉我你以前和谁在一起吗？”妻子说：“我和泰戈·伍兹有过一段。”丈夫说：“可以理解，他年轻、漂亮、有名有钱。”到了晚上，夫妻两个云雨一番，事毕丈夫起身要打电话，妻子说：“你干什么？”丈夫说：“我要他们送餐来，我饿了。”妻子说：“泰戈·伍兹不是这样的。”丈夫问：“泰戈·伍兹会怎样呢？”妻子说：“他会再来一次。”丈夫就只好再来一次，事毕又要打电话叫饭吃，妻子又说了：“泰戈·伍兹不是这样的。他会来第三次。”丈夫又来一次，事毕又要打电话，妻子问：“你还是要叫他们送餐来吗？”丈夫说：“不，我是打电话给泰戈·伍兹，问问他这一洞的标准杆是多少。”

笑话说完，言归正传。我曾经有幸看过两次泰戈·伍兹的现场比赛，第一次是他来深圳的时候，他被成百上千的球迷簇拥着打完18洞。球迷都毫不客气的在球道上溜达，有一哥们捡起伍兹打下的草皮，大喊着：这是老虎打下来。那次比赛真够乱套的，不过，观澜湖球场倒又出了一次风头。一台湾球友，是观澜湖的会员，他对这样的做秀很不满意，他说请伍兹来只是为了能有更多的贷款，好让观澜湖实现180洞世界第一大球场的目标，圈地盖房子卖房子。而另一个中山起家的老板，花了钱和伍兹共打一洞，他说他和朋友共买了4洞比赛资格，并且将大赌一把。

第二次看伍兹的比赛是2002年的莱德杯，在伯明翰市外的比弗利高尔夫球场，英国的田园风光不用说了，比赛的那股子悠闲的气息实在太棒了，观众们拿着啤酒和热狗躺在树下，坐在看台上，像一个郊外聚会。比赛第一天我坐在第10洞果岭的看台上，脚下的果岭狭小，旁边有三个沙坑，被一片水包围，连接果岭与球道的是一座小桥。我就在那里看着蒙哥马利、加西亚、大卫·杜瓦尔、拉夫三世、伍兹这帮世界上最牛逼的球手一个个打过去。第二天看《泰晤士报》，看见美国最牛逼体育专栏作家雷利骂第10洞太无聊，他说：“这个洞就是汤姆·克莱西小说的最后一页，是让F-1赛车手埃尔文骑上摩托车，是克林顿站到大陪审团前面。”雷利的意见是，欧洲队对第10 洞进行了改造，限制了美国选手的发挥。随后的比赛我就不在第10洞干坐着了，跟着伍兹转战了一番。

去年年底，《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中国特色的高尔夫球”，说好多中国人打球是为了能和更高级人物厮混，说球场上充满了不符合礼仪的行为，赌博、辱骂球童、作弊等等，我相信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因为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高尔夫一直和腐败、破坏环境这样的词联在一起，2003年长沙有个县委书记死在高尔夫球场上，结果被网上好一阵议论。

国内现在的球场基本都是亏损状况，但全国在建的高尔夫球场居然有500家以上，他们的策略是拿下地皮，在球场边做房地产生意。至于泰戈·伍兹是不是这样，谁管他。据说云南为促进高尔夫旅游，打算用300万美圆请老虎当形象大使，老虎不敢接这个活儿，他怕上次深圳噩梦重演，18洞，陪54个人打球，合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从来没和这么多人一起打过球。

多年前，还没有倒闭的《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一组照片，是巴基斯坦童工为耐克缝制足球，当时全世界40%的手缝足球都是在巴基斯坦生产，阿迪、安宝也都外包给亚洲商人，但美国记者只关心耐克，在巴基斯坦乡村寻找小作坊，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把贫穷景象与那个著名的钩子联系在一起。看完这组报道没两天，我就受邀参加耐克的一个青少年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会场上有小孩表演足球技巧，我看他们踢的足球，赫然都注明“巴基斯坦生产”。耐克的工作人员讲话，讲完了之后都来一句“Just Do It”，很像某种教派，我当时做记者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轮到记者提问时就站起来问：“请问您是否在意我们这些青少年选手脚下的足球都是由那些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巴基斯坦孩子制作出来的？”耐克的工作人员很得体的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具体怎么说的我记不住了。后来，我就经常能收到从美国耐克总部寄来的News-letter，是专讲他们的劳工政策的。

后来和耐克的公关公司打过很多交道，每次通电话，他们都会问：“您穿多大号码的鞋？”好象是要送一双运动鞋给我当礼物似的。这样问了好多年，但我始终没有收到过他们的礼物，他们公司的人都换了好几拨，来个新人和我打电话照例要问我穿多大的鞋，我说我穿42号的，你们公司的人都知道。后来认识普华永道公司的一研究员，她的职责就是调查外国工厂在中国的劳工政策，按她的说法，外国老板比咱们的工会还是还在意这问题。

其实这些年早就不穿带钩子的鞋了，改穿阿迪达斯三道杠的，外套和棉衣都带三道杠，小时候加入少先队都等了好多年，连个小队长都没混上过，那年头肩扛“三道杠”的大队长大都是面目姣好的姑娘，我心里对她们爱恨交织一言难尽。现在，阿迪对我这样的忠实消费者应该给发一个“三道杠”标志以示奖励。

去年女足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决赛那天，有个姑娘裸体跳入场内，举着面旗帜抗议阿迪谋杀袋鼠，用袋鼠皮做球鞋。我暗自庆幸自己穿的是“经典款”，用的都是真正人造革。





补充：

Mecca Cola，这个牌子是个法国籍突尼斯人创造的，他在Mecca Cola的瓶子上印着这样的广告――别像个傻瓜似地喝，要承担责任地喝。他说，每瓶子饮料收益的10%将献给巴勒斯坦慈善事业，这一下，Mecca Cola在中东市场就占住了脚。后来他又说，另外10%将献给欧洲的慈善事业，结果巴黎超级市场的货架上，Mecca Cola脱销了。

由Mecca Cola商业上的成功，我想到李宁鞋要与耐克竞争，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说:“穿李宁鞋，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东地区因为反感美国，抵制他们的肥皂和衣服，我们没那么强烈的反美情绪，但同样会在买东西时关心产品的“道德指数”，比如嘉实多、道达尔、美孚或壳牌、中海油、中石化，哪个公司更注意环境保护，我们就使用哪个公司的润滑油和汽油。好多化妆品公司总在其产品上标着“未经动物实验”之类，可他们生产香水的时候，有没有破坏热带雨林中的珍贵木材？吃巧克力喝咖啡，哪个公司在南美种植园里的劳工政策好一些，我们就多消费其产品。在我们花出十几块、几十块钱的时候，得到一种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仁义道德的快感。

好些年前，看电影《顽主》，演员张国立在剧中对参加颁奖晚会的观众说：今天晚上的节目比较粗俗。那观众有句台词：太好了，哥们我就喜欢俗的。

那时候看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新奇于他用两个贬义词来描述戏剧，一个是僵化，一个是粗俗。他说的僵化是指英国剧团演出经典的莎士比亚，放到中国来说，很可能是人艺演出那种北京味道的戏，从《茶馆》到《天下第一楼》，演得炉火纯青，一点毛病没有。彼得·布鲁克还说粗俗是戏剧的一种生命力，这个我当时可以理解，但不知道咱们这里什么东西是粗俗的。他说：“最能给粗俗以力量的，当然莫过于粗鄙卑下的东西；污秽和庸俗是自然现象，诲淫也不过是行欢作乐而已，由于这些东西，表演就起了它社会解放的作用。”

按照彼得·布鲁克对戏剧的定义：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进一个空的空间，这就是戏剧。那么，相声、评书、二人转等曲艺形式都可以算是戏剧，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把它们归到某个艺术门类中去，而是说，从某些相声和二人转的表演中，可以看到粗俗的力量，换一种说法，它们具有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两个月前，赵本山的弟子在全国电视小品比赛的颁奖晚会上演出的节目被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喊停，据说是因为作品的格调不够高。由此，二人转是否粗俗、该怎样改造又引起一番讨论。不过，“小品叫停”这个场面倒让我想起一件旧事，据一位老相声艺人孙玉奎的回忆文章，1949年10月1日，有一家大工厂为了国庆，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有两个演员说了段《反正话》，但因为“格调低下”，这两个演员被轰下了台。随后，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三、四篇文章，说相声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为政治作宣传。这样一来相声出现了危机，撂地的也没有人听了，剧场也不上座儿了。1950年1月，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孙玉奎、侯宝林等相声演员都曾拜会过老舍先生以探究相声的“改造问题”，1950年2月，老舍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谈相声的改造》，他认为“贯活”相声较易改造，比如《地理图》，可以参照原本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新民主主义的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然后把各国地名按这两系统介绍出来。再比如《报菜名》可以加入营养常识，如菠菜有什么维他命，豆腐有什么维他命，菠菜豆腐打倒山珍海味，提倡节约。

相声评论家张蕴和认为，相声改造形成了当代相声与传统相声的割裂。其实，我们能依稀看到另一种割裂，那就是李伯祥、马志明为代表的一帮天津相声演员与姜昆、冯巩等人为代表的“电视相声演员”之间的割裂。天津的相声演员也借助电视扩大他们的知名度，李伯祥也说过“我看红岩”这样的“主旋律作品”，但他们是以传统相声获得认可的。“电视相声演员”大多表演新创作本子，这样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相声段子的“民间底色”。

相声演员李金斗认为，相声应该坚持在剧场演出，少上电视。台湾“相声瓦舍”的创始人冯翊纲先生也认为，相声是最适合“驻演”，同一套作品，在同一场地连续演出。冯翊纲先生说：“最初相声的非常俗的，历经时代变迁，越走越雅，越是追求相声的高雅，越是将它挤向牛角尖。”

“相声瓦舍”曾经表演过传统相声《黄鹤楼》、《大改行》等等，在《大改行》中，他们将另一个传统段子《卖包子》融入，把“周信芳卖包子”的段子改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一小小的改动不免让人产生更大胆的想法，谁要是能把《连升三级》、《知县见抚台》这样的段子改在现在的官场里，那该是多有意思。冯翊纲说，相声的思想层面，基础定位于讽刺，无论褒贬，最后都将走入嘲讽。

辛辣的讽刺性的相声是很难在春节晚会或别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的，相声的历史有100多年，但走到今天却时刻要受到电视的制约，这种“时空错乱”的病症是没法儿治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爱我家》这样的情景喜剧在很多地方借鉴了相声手法，而赖声川表演工作坊在台湾曾推出过数百集的《我们一家都是人》，这个时事讽刺剧也是师法相声。

传统相声中的众多“臭活”已经消亡，即使在“传统相声全集”这样的书里面也找不到《怯嫖》、《怯寻宿》这些相声的文本，在赵本山演出的磁带里还能听到他讲顺口溜：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不到歌厅不知道自己老婆多老，但在电视晚会上，我们看到这个来自民间的艺术家越来越被糟糕的剧本和表演规范所限制。

如果赵本山一直在铁岭一带演出，那对全国许多观众来说少了个乐子，但是，另一方面，李伯清在四川好好用四川话说他的笑话不是很好吗？二人转在东北荤素不忌的娱乐大众不是很好吗？真的有必要对它们加以改造吗？真的有必要以能不能上电视、能不能承载宣传目的为标尺吗？今年的春节晚会，我们看到小品这个形式正步相声后尘变得无趣，但只要四川的茶馆、东北的剧场里还能传出笑声，我们就能见证那种粗俗的生命力。







补充：我满北京找《空的空间》一书，结果得知只有中戏校园里一小书店有售，但现在中戏校园封闭，只有那些拿着准考证的考生才能进入，由于“黄教授事件”，中戏更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我只得辗转委托一个今年考表演系的小姑娘进校园去买了书，看样子，有了“黄教授”这样粗俗的事情，我辈想进入艺术的殿堂买点东西都难，粗俗是艺术的大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