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作为英语学习资料的专栏 

 

　版权所有：frankmw 原作　　　提交时间：2001-10-11 16:08:21  

 





作为英语学习资料的专栏

艾丁宝

蔡澜是一个以写美食而闻名的专栏作家。有一次，蔡澜先生去台湾到古龙家里做客，古龙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说他写什么样的东西出版商都会接受，哪怕是最普通的故事：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了4个女儿，嫁了4个老公，这就能买钱。蔡澜回香港，把这事跟金庸念叨，金庸说这样的故事我写也能买钱：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了4个女儿，嫁了5个老公。为什么4个女儿嫁了5个老公，蔡澜说这就是做文章吗。

这段趣事是我从蔡澜的集子《给成年人的信》中看到的，这本书前半段是蔡澜在报纸上开专栏回复读者关于感情问题的信，后半部分题为“给亦舒的信”，每篇也就300字，也是在报刊上开的专栏，讲的是香港一帮文人拉拉杂杂的琐事。亦舒说过，写专栏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老生常谈。蔡澜的这些专栏全是家常话，看完就完，不过给人的感觉是这些文人还保留着一些流氓气息，或者说豪情。

北京流氓王朔给上海的一个专栏作家出的集子写序言，说董桥也就是那么回事，跟梁实秋一个路数，家长里短的那些事。其实不然，董桥的专栏中的信息量很大。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专栏里能介绍外国报纸上的专栏都说了些什么。《没有童谣的时代》是他近年的专栏文章的集子。

看这本书我知道了伦敦《泰晤士报》上说过，马丁*路德*金一家曾经接济过朱利娅*罗伯茨一家，那是1967年大嘴美女出生之前的事情。我还知道了《今日美国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过美国学校里对金的介绍不够完整，忽略了他对宗教理念的贡献。我知道英国《卫报》上报道了气垫船的发明人考克勒去世的消息，在这一则随笔里，董桥讲了他1974年第一次坐气垫船从英国到法国去的场景。董桥专栏里当然不只是介绍外国报纸的内容，他游历世界，在诺丁山住过之后再讲《诺丁山》，自然能有自己的味道。

在很多时候，我是把这本书当成英语学习资料来看的，因为文章里面经常能碰见英语单词。董桥也会从语言讲形势，在《英国人的美国腔》里，他写到：“英国最近一次调查发现，年轻一代的英国人都喜欢说美国口音的英语。三分之二的26岁年轻人念schedule这个字都加重c音；百分之九十五的65岁以上的老人都忠心正统的女王英文，坚持念出英国人的sh音。”他还说，中国帝王自称朕，大不列颠王国的君主自称We，王室英语中有We are not amused这样一句话，据说是女王听下流笑话之后的反映：“朕并不觉得有趣”。

董桥这个名字这些年如雷贯耳，“乔志高”这个名字倒显得陌生，《美语录》的作者介绍说——“乔志高”是高克毅的笔名，1912年生于美国，在中国长大以至大学毕业，久居美国是个中英文可以左右开弓的作者。

乔志高在自己的序言中说，他在1960年就开始给香港报刊写专栏文章介绍英语的好玩之处，这一次是将他写过的小品文结集出版，共有《言尤在耳》、《听其言也》、《总而言之》三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本。乔志高讲英语惟恐不好玩，所以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骂人的，然后讲吃饭讲体育。老头说，我怀疑太空人1969年第一次登陆月球那句早已打好腹稿的豪语——One small step for 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是受了中国词语Great leap forword“大跃进”的启发。他说，这个词一被介绍到美国就被华尔街股票市场和体育比赛借用。

能在学英语的同时看到一些好故事不由得让人感叹：two-fisted writer真是有意思。 

《美语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1年7月第一版

《没有童谣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给成年人的信》 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有一瞬间，我似乎懂得了相对论 

 

　版权所有：frankmw 原作　　　提交时间：2001-09-26 15:13:12  

 







爱因斯坦说弗洛依德，“这位老人有敏锐的想象力，除去常常对自己的思想太迷信，他是不会为任何幻觉所迷惑。”



有一瞬间，我似乎懂得了相对论

艾丁宝

萧逸的武侠小说《甘十九妹》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武林高手在冥想中忽然来了灵感，创出了盖世武功，他把武功套路画在墙上。武林的后起之秀看不懂墙上的套路，就面壁思索，只到有一天也来了灵感，脑子开窃了。

据说爱因斯坦创出相对论时，世界上只有13个人明白，这13个人无疑是江湖上的高手。江湖传说中，相对论是这样的，你跟一个姑娘坐1小时，觉得就像10分钟，你跟一个火炉坐10分钟，就觉得像过了一个小时，这种粗俗的解释也许能让爱因斯坦在天堂里睡不好觉。坏的科普作品就是这样不负责任。

《甘十九妹》中那个武林高手创了神功之后自己反而练不出来，他就在灵感爆发时明白，而后就不明白了。这倒有点儿像诗人。我在阅读《物理世界奇遇记》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在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相对论是怎么回事，内心狂喜，可合上书本两小时后，脑子又回复到浆糊状态，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物理世界奇遇记》是美国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所著，他1940年出版《汤普金斯先生身历奇境》，1944年出版《汤普金斯先生探索原子世界》，两本书后来合在一起编成《平装本里的汤普金斯先生》。1968年伽莫夫去世，1999年，英国科学家斯坦纳德对该书内容增订，新版本“包括了20世界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全部研究成果”，如今这个中译本的“最新版的”《物理世界奇遇记》就是这样来的，英文原版是增订后来的《汤普金斯先生的新大陆》。

斯坦纳德在序言中说：“在物理学工作者当中，从来没有读过汤普金斯先生历险故事的人大概为数不多。”他说他喜欢这本书乐于对它进行增订。

汤普金斯是伽莫夫虚构的一个银行职员，对科学感兴趣，他的疑问促成了这本书对物理学的解释。伽莫夫是俄国人，他的另一本科普著作《从一到无穷大》与这本书一样享有盛名。

其实，对不懂物理学、把中学课本里的知识全忘了的人来说，相对论和普通的力学没什么差别。《趣味物理学》里的东西未必比汤普金斯的故事更好理解。

这里苏联科学家雅、别莱利曼的作品，力、热、电磁和光全涉及到，这本书的好处在于每个章节都分成尽可能小的段落，尽可能旁征博引力求有趣，比如你对速度这个要领没什么兴趣，书里还能提供一组数据告诉你苍蝇的速度是每秒5米，鹰的速度是每秒24米。作者引用文学、心理学、历史故事来讲物理，是最标准的科普读物的做法，比如他从“抓着自己的头发提起来”。说起，讲一些海洋生物就是这么干的，再讲物体在水中的作用力，用四个字的老评语：深入浅出。

别莱利曼一生写了105本书，大多是趣味科学，这本《趣味物理学》在1986年时就出过22版了，应该算他的代表作吧。作者1942年在德国军队国团列宁格勒时被饿融会贯通了。要是二战时爱因斯坦没逃到美国去，他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爱因斯坦的一生不算波澜壮阔，他的科学思想才算波澜壮阔吧。所以物理学家阿伯拉罕·派依斯的爱因斯坦传记有一大半是在讲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这本题为《上帝难以捉摸》的传记有带星号和不带星号的章节，其中带星号的是非科学性的传记，不带星号的部分则全在谈论物理和别的科学。大家都说“这可能是爱因斯坦本人最喜爱的关于自己的传记”，至于书中那些物理问题讨论可以略过去不看，莱辛说过，对真理的渴望比对它的实际占有要宝贵的多，爱因斯坦去世前一个月还念叨过这句话，那么不懂相对论的人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了。

作者派依斯写信给中译本译者说，他不要中文版版税，但现在该是中国维护版权的时候了。这老头儿挺“科学”。

《物理世界奇遇记》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8月第一版

《趣味物理学》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第一版

《上帝难以捉摸》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第一版 

曼城对阿斯顿维拉4：1

阿森纳骗了个点球，才和朴利茅茨打平





今天在书店买了本沉默之子，也是说小说的，好象比吴小东那本好看些

伍迪艾伦的书要出了，浅薄之尤，到时候买一本

谁还看现代派呀

早年间有首诗叫“中文系”，里面说一群中文系学生在厕所里撒尿，忽然闯进一老师说：快撒，里面有现代派。这句诗是什么意思我闹不清楚，不过我倒记得当年大家没事就读现代派的嘴脸，越是读难懂的小说越显得高级，印象中当时《尤利西斯》的译本还没出来，要不好多同学的床头没准就得有这么两大厚本。这种坏风气在全世界都流行，我记得乔伊斯就多次被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总是第一名的样子。其中奥妙就在于，选一个更通俗的作家容易招来批评，形式上越有突破，文学价值好象就越高，乔伊斯最保险，谁要说他的小说不牛逼，谁就在文学上没见识。

前些天在书店里看见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的书，名叫《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这是他在校园里所开选修课的讲稿，他在80年代就是在校园里狂看现代派的学生，现在成了教授，选择了9位小说家的9部作品进行讲解。本着一个“文学中年”未曾泯灭的理想，我立刻买下了一本，自己看完了不算，还找机会给吴教授来了个采访。吴教授说，如果要凑成10个作家10本小说，那另一个入围者应该是卡尔维诺和他的小说《我们的祖先》，不过，卡尔维诺被列为“小资必读书”，让吴教授颇为纳闷，他说，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小资会看卡尔维诺。

这件事我最清楚，几年前我在杂志上找人写“小资必读书”、“小资电影”和“小资听的音乐”等一组文章，专门就把卡尔维诺列在书目里。因为他的小说不错，人也还算时髦，而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人显得太土了，至于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你要是没看过还谈什么小资呢？

吴教授在采访中老会说到“小资”这个词，弄的我憋不住问他对杜拉、塞林格和村上春树的看法，他说杜拉、塞林格是二流作家，而村上春树的作品和后现代的潮流很吻合。吴教授用一种学院派的严谨语气接受采访，他说，正如卡夫卡所言，真正的阅读是劈开心中冰山的利斧，但是现在，关乎我们精神的阅读越来越少。在采访结束时，我请他给大家推荐三本好看的现代派小说，他的名单是《我们的祖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日瓦格医生》。

好多年前我也喜欢看昆德拉，后来和朱伟聊天，他说昆德拉实在是个三流作家，他推荐我看美国人卡佛的短篇小说，《离城不远有片湖泊》、《大教堂》等等。我得说，看了卡佛的小说，我才知道短篇小说能有多高的技巧。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喜欢《喧哗与骚动》、不喜欢法国新小说派、不喜欢《追忆似水年华》，这些玩意也许在文学上有意义，但我更愿意听一个头脑清楚的人给我讲故事。

北京的莫里循

有时候，你在一段历史中碰到一个陌生人来，把他拣出来，找几本关于他的书来看，就会发现这家伙有好多地方值得你大发感慨，冲着他大抒情一番。我看莫里循就差点犯这个错误，总觉得他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见证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转念一想，近代史上有好多人，其悲剧性的一面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到，那就轮到拿他说事呢？

《走向共和》那出戏播完之后，我找了30多本民国方面的书看，其中最厚的两本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实际上就是莫里循的书信集，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遍访各国博物馆，编辑而成，该书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随后被译成中文。莫里循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曾经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后来对中国的一切颇为失望。“莫里循书信集”收录了他与许多官员、外交人员的通信，是难得的一本历史资料。

新华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这本书记录了从1840年到1949年诸多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该书既没有历史的眼光，也缺乏足够的新闻素养，其价值就在于梳理了一份人名单。里面提到了莫里循，说他是“英国在华利益的吹鼓手和代言人”。

80多年前，一个住在四川彭山县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写信给莫里循说：“我们爱中国，我们的爱比那些显然是为了他们本身目的而进行剥削的人的爱是否更强烈一些？我们殷切希望生活在这个富饶肥沃土地上的亿万人民能够享受上天赐给他们的幸福。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事实上和书面上都确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就可能如此。”

我在一篇文章中抄录了书信集中的许多段落，后来就收到福建教育出版社今年7月出版的书《北京的莫里循》，这是以莫里循的日记为基础写成的，作者西里尔·伯尔是名澳大利亚记者。这本将近600页的书看起来也有些好玩的地方，比如义和团攻打使馆区，《泰晤士报》以为他们的记者莫里循先生已经殉职，就给他发了个讣闻，他的记者同行说：这样一来，报社应该给你加薪水了。不过，阅读过程中我不断产生怀疑：除了那些研究近代史的人，谁有兴趣读他的传记，看他的日记呀？

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头就讲尼采的“永劫回归”，还提到一句德国谚语“只发生一次的事情就像没有发生过”。我看莫里循这样的人就跟没有存在过差不多，大多数人都是这样。1915年到1949年间，北京王府井大街就叫“莫里循大街”，能有这样一段受尊敬的时光，这个家伙就不错了。

据说还有一本有关莫里循的图片集正在编辑的过程中，要是文字简练，按照“老照片”的思路去做，没准有更多的人会对他感兴趣。

阿森纳对曼城2：1

孙继海失误

另一场是纽卡斯尔和谁来着，居然忘了

不过上周的球评写的不错







受副局级干部棋哥的教诲，买了本《沧浪之水》在家里学习了一夜，这本小说讲一个硕士毕业生，分到了卫生厅，最初不太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来。后来为生活所迫，开始往上混，终于当上厅长。类似的官场小说以前没读过，只看这一本，倒也学出点门道了，比如卸任的干部一般都比较失落，喜欢发牢骚，60岁要退下来的时候，还不愿意一下子就放弃权力，还要争取到人大或政协去当个官，人大又比政协更愿意去等等。这些是小说家言，但小说家往往都比现实经验来得可靠。虽然我也认识几个三十多岁混到正处级副局级的青年干部，可他们并没有传达给我过任何官场游戏规则。

浙江省体育局的局长陈培德先生，今年1月从局长的位置退了下来，到省人大任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有报纸说他是“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剧性人物”。我倒没看出来，局级干部退了去人大，这不是挺好的结局吗？以我看来，像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单位》里，那些有理想的青年才算是悲剧人物，那些混到老还是个享受处级待遇的调研员，他们才算是悲剧人物，混到局长怎么也不算悲剧了。

之所以有人说他是“悲剧人物”，是因为他倡导的“扫黑大业”没有完成或者说不了了之。陈培德先生促成了一本叫作《变形的足球》的写作，据说这属于纪实文学。所谓纪实文学，大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说是真的吧，可以编；说是假的吧，又有点真东西。还有记者写关于清朝的纪实文学，真了不起。《南方周末》介绍这本书的写作过程说：“为了保证这本书的真实无误，他们先后开了13次研讨会，最长的一次开了5个半小时。”记者骂人也不能这么骂呀，保证真实无误，那您老人家采访去呀，查档案去呀，开会研究，一般就是研究怎么编辑了，简言之，就是研究怎么编了。

先前已经有了两本关于足球扫黑的记者著作，让我大倒胃口，所以我对这本《变形的足球》也没有什么兴趣。不过该书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倒也好玩，主要是陈培德先生认为阎世铎没有履行关于“打假”的承诺，说赦免绿城又处罚了等等。依我看这是官场规则中一些正常的变化而已，阎世铎还是会做官的，知道怎么向上面有个交代，也知道怎么别让下面太为难。前任局长陈培德先生另一个不满是阎世铎当时邀请浙江副省长去看韩国世界杯，后来又没有回音了，“他向高级领导干部开了一个不应该开的玩笑”。

这样一说就不对了，他请浙江副省长，干吗不请辽宁副省长呀？他请了，省长就能去吗？吃饭换车出国，虽然说是领导最光明正大的权利，抓不到腐败的把柄，可也犯不着为没有去一趟韩国就念叨吧？真请了，真去了，就不是玩笑了？变形的足球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变形的官场还看到的不多。前任局长为副省长叫这个委屈实在不高明。

上周六周日又看了两场英超，阿森纳用22分钟灌了米德尔司堡三个球

真漂亮呀，索四盖特和儒尼尼奥简直太傻了

我要再次热爱足球

今年能看的全看了

先来个简体版的，繁体版的正在写，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完





像自由这样的字 

2003年8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纪念40年前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的演讲《我有一个梦》。金博士的儿子、马丁·路德·金第三说：“我父亲的作用远远超过一个梦想者。” 

英国《每日电讯报》说，那篇演讲将愤怒与理想主义、抗议与爱国主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所设想的没有种族偏见的未来激励着美国黑人。但是，今天，在距林肯纪念堂不远处，北边是白人的领地乔治敦，林荫道边排列着一栋栋价值昂贵的豪宅，东南边是黑人住宅区、快餐店、窗户上装着钢铁护栏的商店，拥有美国最高的凶杀率。 

40年前，劳尔是金博士25万听众中的一个，他是个大学生，担当着游行队伍的救护工作，他正要把一个脱水的妇女抬走的时候，金博士演讲开始了，他问那个妇女：“我们能停下来先听演讲吗？”那女人说：“可以。”劳尔就把她放到担架上，一起聆听。如今的劳尔是个社会活动家，为西班牙裔移民服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将某些人看作是次一等的体制。” 

40年前的游行又称作是“进军”，如今的纪念活动中至少有一个带军事色彩称号的组织，那就是 “国家Gay and Lesbian特遣部队”，该组织的干事称，他们早已是美国民权斗争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有一位当年的游行者可能是对只有几千人来集会感到不够热闹，他说：“1963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网站，没有手机和传真机，我们只是行动。”而另一位45岁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则说：“现在示威的胜利并不一定要把10万人弄上街，有10万人点击某个网页，这就行了。” 

8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纪念活动的消息，还播出了几秒种1963年的资料画面，可惜金博士演讲的声音几乎听不到。那篇演讲文字华丽，足以激起人们去想象金博士的口音是什么样子，他会用怎样的速度去讲出那些伟大的句子，又该怎样抑扬顿挫。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里都保留着他的演讲录音，那些练英语听力的学生可以听到40年前的声音，不是那么激昂，更不是战斗檄文，只是一个黑人教士的声调。 

在《美国自由的故事》，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这个演讲做出了解释，他说，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成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于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来说，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学生非暴力联络会曾强调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种族平等同盟的一位领导人说过，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 埃里克·方纳说，民权运动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了一种被学生称为“高度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包含了个人目的和个人成就的感觉，它鼓舞人对现有体制和各种权力机制进行挑战。 

这一番解读能够说明《我有一个梦》为什么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得到共鸣。我们也许还记得在初中的英语课本里学到的美国废奴斗争中约翰·布朗的英雄事迹，也许还记得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那些黑奴的歌唱，那个时候我们还无从知道我们对黑奴、对南北战争、对民权运动朦胧的兴趣从何而来，还有那些若有若无感同身受的痛苦。 

40年前，黑人游行中打出的标语是“要工作和自由”，他们的行动促成了民权方案的通过。但埃里克·方纳说，自由的故事绝不是几个案例、几次司法挑战就能讲清楚的，在他的著作《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扉页上，是兰斯顿·休斯的诗——像自由这样的字，说出来甜蜜动听，在我内心深处，自由无时不在歌唱；像自由这样的字，它使我忍不住哭泣，如果你知道我所经历的，你就会知道我为何如此悲伤。 

10多年前，我在大学宿舍里看到北大文学社的一本铅印杂志，那里面有篇小说，叫作《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叫小说并不准确，因为我相信那些喝酒、看武侠小说、愤怒与迷茫的青春故事在许多校园里都真实的发生，只是很少有人能平稳的讲出来，我记住了写作者的名字——蔡恒平。并在不久之后就看到了他的另一个爱情小说《谁会感到不安》。 

“在古老的村庄/我们漫步而行/歌声那么瘦弱/如此啊，我的好兄弟/并肩走出酒馆/双手扶住门框/阳光那么悠长/如此啊，我的好兄弟。”这是蔡恒平大学毕业时候写给一位同学的诗句，再看到这几句歌谣是10多年后的今天。他出版了新书《古金兵器谱》。 

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他的一位同学——“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是做收发室的看门人，与事无争，自在生活???最终还是选择了职业经理人生涯，加入乏味的中产阶级队伍。”他之所以提到这样一个人，是因为他写到了《天龙八部》里那个老僧。 

《古金兵器谱》，写的是古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在一家公司上班的蔡恒平用网名王怜花写下了他的随感，贴到BBS上，然后有了这本书。在此书中，王怜花抄录了不少古龙小说金庸小说中的段落，让人想起周作人的随笔中抄录的古文，那些文字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经典。 

更重要的是他引用的那些诗，在写到“世事如棋”一章中，他引用了博尔赫斯—— 

上帝操纵棋手，棋手摆布棋子 

上帝背后又有哪位神祗设下 

尘埃，时光，梦境和苦痛的羁绊 

不过，这位昔日的校园诗人更多的是在用他的同学们的诗章，在“献给小昭的诗”一章中，他记述了当年校园诗人的创作，并且记下一首在他毕业之后收到的诗作—— 

兄弟啊，你可知秋天已经到来 

天蓝得像酒，我们往日痛饮的酒 

窖藏到今天还剩最后一缸 

这缸酒流淌我们也流淌 

这缸酒芬芳我们也芬芳 

这缸酒是神农一生的心血呀，这缸酒 

是献给戒酒的酒徒的，这些一言难尽的好人 

就是我们呀，这些在秋天走散的兄弟 

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好的人 

作者常会提到以往在校园里阅读武侠小说的感受，例如“我在1988年北京寒冬一段痛苦的日子，靠一套《倚天屠龙记》和若干劣质红酒度过那年冬天。”这是因为爱情，在许多或长或短的爱情之后，作者让大家重温《鹿鼎记》中胡逸之的爱情哲学，他还会搬出10来年前自己写的诗—— 

曾有一个女人我为之心碎 

那时我年轻：爱得纯洁所以爱得疯狂 

然后爱也会找一个好日子悄悄去死，像损毁的容颜 

还有—— 

我的一生自暴雨中结束 

这是一事无成的一生 

它又从一个女人的哭泣中得到抚慰 

文学硕士蔡恒平或王怜花当然也对金庸古龙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用塞林格《九故事》中的“怀着爱和凄美”来对应程灵素，他说“古龙在一系列作品中寻找同一个人”，他说亦舒小说与古龙在叙述上的相似，但如果没有借助这些人物浇心中块垒，所有的分析都是扯淡。三国演义里说关公用“春秋”下酒，当年我们也曾用那些武侠故事的片段下酒。同宿舍的一哥们就干过用一瓶啤酒送下一瓶白酒的事，而激励他这样做的正是阿飞在爱情的挣扎中用黄酒送白酒的壮举。抛开塑造、叙述这类的文学字眼，拿罗丹的话说：“艺术就是情感。”王怜花这本书之所以比其他那些借古龙金庸说事的文字强，就在于他的情感。 

所以我没有把这本书当成BBS上的帖子看，我将它看成是一本诗集，有麦芒和海子的诗，让我重温青春和沧桑的岁月，默诵那些诗人的最美丽的句子，还有西川的—— 

这就是你：误解着生活 

而别人的误解比你更深 

臧棣的—— 

无论是当初 

还是现在，我拒绝问自己是否幸福

今年3月31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是“第二次海湾战争”，里面最大篇幅的却是一个专辑，为“改变世界的80个日子”。1923年的3月3日，第一本《时代》周刊面世，到今年3月，这本杂志刚好度过80岁生日。3月31日的杂志又是一个纪念版本，伊拉克战争也许会和80年来的许多重要日子一样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 

总有人喜欢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历史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翻看《时代》多年来的许许多多封面，对宗旨呀理念呀这些词真有些腻味。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是，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能老老实实的办80年，就了不起，能80年按一种价值观说话，能较为公正的记录历史，就了不起。如果这报纸或杂志也有人格，那它怎么可以10年前说成是红的事，10年后又说成是黑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历史感的地方，100年前的事情说不清楚，100年来的事情也说不清楚，向来就罕见一个媒介能担负起“给历史写初稿”的责任。报纸杂志都把自己打扮成新鲜出炉的样子。偏偏美国人，历史没多长，却总要显出一副深邃的样子来。《时代》向来喜欢显示历史感，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版“1776版本”，封面人物是托马斯?杰弗逊，封面标题是“独立”，就好象是一本印发于1776年的杂志似的。 

1923年的3月3日的那本《时代》创刊号，如今的收藏价格是1000美元。那期封面是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坎农，封面故事只有一栏的文字。当时《时代》确定的文体就是简洁，据说每篇文章不过400字。布里顿?海登和亨利?卢斯创办这本杂志时的想法是“历史是复杂的，生活也是复杂的，但讲故事的规则是简单的。”后来有统计，30年代，《时代》封面故事的文字平均为2000个（英语单词），40年代上升到3000个，50年代达到4000个，60年代到80年代，封面故事超过6000字，90年代之后降为5000多字。这个统计在新闻学上有什么意义我并不知道，只是咱们这里的记者动辄写篇3000字稿子或者万八千的大稿子，让人望而生畏，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如此絮叨。 

布里顿?海登没来得及看见自己的事业大获成功就死了，据说这个爱喝酒的家伙给《时代》带来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腔调。不过，这样的总结总是令人生疑的，什么叫“玩世不恭”？写文章的时候加两句俏皮话？就像有人评价某本杂志是“小资”的、某本杂志是“雅皮”的，似乎整出了个概念就能说事。这样把事情简单化倒符合讲故事的规则，谁都喜欢。海登和卢斯这两个年轻人打造传媒帝国的故事毕竟是激动人心的??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完成学业后在欧洲游历，把头脑中的想法写成一份计划书就开始募股，并且为自己保留了大部分股权。卢斯是在25岁开始这项事业，32岁的时候成为百万富翁。前几年的网络热潮，许多人的梦想也不过如此，有个想法，找投资，赚钱。可惜并不是所有想法都能换成钱。 

简单的看，卢斯是靠着某种理念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这是文学青年最喜欢的诠释。没钱没环境都不要紧，咱们不缺的就是理念，就是市场定位之类。至于“时代”怎么慢慢发展成为“时代华纳”，又怎样成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则是另外的商业故事，与卢斯无关。 

《时代之眼??亨利?卢斯传》，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赫斯坦，南加州大学的历史教授。书的开头写的是1940年7月25日卢斯来到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还没有参加二战，而卢斯一贯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他通过自己旗下的多种媒体鼓惑民众，当然他最想说服的是总统本人。把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是好故事的开始，这会抬高传主的作用。不过，在序言中，作者罗伯特?赫斯坦已经明确的表示，卢斯是一个有“上帝情结”的人，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10个月，他发表《美国世纪》一文称美国是一个大国，其作为或不作为都会影响到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美国应该输出粮食、技术、“自由”、“正义”和现代文明到受暴政、邪恶侵凌的世界。 

1945年3月5日一期的《时代》杂志刊登出一篇寓言性的文章，这篇题为《屋顶魅影》的文章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的里瓦迪亚宫开会，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幽灵也出现在里瓦迪亚宫的屋顶，像兀鹰般注视着底下的外交交涉。尼古拉二世骄傲的把斯大林与彼得大帝相比，夸赞斯大林把俄国的势力伸展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功在祖国。这篇寓言宣称两种信仰在争锋，善与恶在对决。在这篇文章刊登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去世。 

亨利?卢斯一直不喜欢罗斯福，《时代之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1923年8月，也就是《时代》创刊刚刚半年的时候，卢斯收到一位住在哈德逊流域、有钱的纽约客的来函，刚患上小儿麻痹症在家修养的罗斯福在信中提醒卢斯，《时代》追求简洁之时，“却对发生的事件做出未曾全然合乎事实的说法”，罗斯福批评《时代》爱用典故，误导读者。当然，这个未来的总统对杂志是充满善意的，他希望杂志发行量能上升。卢斯并不承认他有意扭曲新闻，但在40年代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他的确直接或间接的扭曲了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卢斯有这样一个观点，新闻记者的确应该报道真相（Fact），编辑则需要刊发真理（Truth），如果真相与真理抵触，真相必须退让。也就是说“新闻先讲真理，真相不过其次”。 

《美国新闻史》一书记载，卢斯和他的主编们不伪称恪守新闻客观性这一普遍的概念，他们认为那是神话。《时代》宣称，它不想做到不偏不倚（Impartial），而宁可把“公正”（Fairness）作为它要达到的目标。在《时代》纪念创刊25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在对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Partial）’，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 

《时代》首创新闻周刊类杂志和封面故事的概念，此外还有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的做法，也就是刊发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有统计说，在《时代》最初的2700多本杂志中有2200本是以人物形象做封面的。在此基础上，《时代》自1927年开始的“年度人物”评选也成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标尺。 

在卢斯的新闻思想中，最受诟病的就是所谓“真相与真理”。集体匿名制度，或者说群体新闻学，曾经被《时代》坚持了许多年。卢斯要求记者只写出新闻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来决定一切。这样一来，整本杂志都是围绕卢斯的思想运转，赞扬这种做法的人称：“一本杂志就是主编伟大人格的延伸。”不过这句话用作拍马屁比较合适，用于实际操作就不一定好使。 

尽管《时代》带有鲜明的自己的意见，但这本杂志很少发表社论（Editorial）。他们认为杂志的第一篇社论是1973年要求尼克松总统辞职的文章，这是创刊50年后的事情了。 

1998年5月4日的《时代》杂志是创刊75年纪念版，在这一期的杂志上，纪念文章的开篇这样写到：“一本杂志是一个活物。”是的，它的创办者已经死去，阅读他的传记并不比阅读科学家、商业精英或政治人物的传记能获得更多的教益。《时代之眼??亨利?卢斯传》里的卢斯很像一个三流政治家。每周，全世界有500万订户会拿到新一期杂志，随便翻一翻，遇到重要事件会仔细阅读。这本杂志自身的一些细节也许比卢斯的婚姻状况更好玩。 

在1998年5月4日的那本杂志中，《时代》公布他们有史以来卖得最好和最差的10本杂志，1997年9月15日的“戴安娜王妃”夺得冠军，在美国零售出118万本，之前一周的“戴安娜去世”是第二名，卖出80万本；第三名是尼克松辞职，卖出56万本；第四名是约翰?列侬去世，卖出53万本。而卖的最差的“黑人文化”、“核安全”等等，不过在10万到11万左右。另一个有意思的数字是，1973年的一个封面报道??“巴黎最后的探戈”，收到12191封读者来信，可见那部电影在当时引发的争议。不过，在“时代”随后出版的“75年纪念册”中，收到最多来信的变成了“1980年度人物霍梅尼”，达到14081封。鬼知道他们统计的哪个才准确。 

“时代75年纪念册”可以看作是这本杂志的一个传记，一些出现在1998年5月4日杂志上的文章也出现在这本书中，比如当时的总编辑写的“卢斯的价值观??那时与现在”，文章说，当年卢斯创办杂志“是因为没有一种出版物能适应忙人的时间，使他们费时不多，却能周知世事”，现在更是一个信息泛滥的年代，75年来这本杂志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再是剪贴上周的新闻做文摘工作，但我们依旧相信“世界是圆的”并且“对新东西感兴趣”，这两条是卢斯办杂志的宗旨。 

卢斯死后，有人称赞他是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而他的夙敌??另一个出版大亨赫斯特说，《时代》无疑是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新闻事业。两个评价，一个对人，一个对物。另有一位大学教授说卢斯是教育家。当然，他还是消费主义的先知，是通俗文化的创造者。 

亨利?卢斯，这个生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儿子，一辈子都想“救中国”，他的父亲认为，美国人必须启迪中国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卢斯却把这个任务推广到全世界，他为这个目标干了40年。这两年中国兴起媒体热，关于美国人的新闻故事一下子多了起来。《纽约时报》是怎么办的，《华尔街日报》是怎么办的，谁是“掌权者”，谁获得今年普利策奖了，都有比较详细的咨讯。《如何成为顶尖记者》这样的美联社写作手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职业规范，各种去美国大媒体取经的文章也颇有销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亨利?卢斯无疑也是具有偶像意义的，当年他说救中国舍我其谁，现在我们的媒体现代化之路要向美国样板学习，这倒是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