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春节前，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看《长江7号》。电影的开头，让我很有期待。穷人对这个“富裕社会”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期待星爷给出答案。看完之后，却像吃了个苍蝇般恶心，电影实在太难看了。现在的电影几乎都是骗局，上映之前大做宣传，骗大家去看，只要骗的人数够多，电影的票房就有保障。在这个骗局中，许多人是同谋，他们看了这么差的电影不吱声，等着别的人一起上当。甚至还无耻的宣传，这是周星驰的童年写照，他小时候就是这么惨。

他小时候多惨和这个电影多难看有什么关系？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的主席罗歇·费迪南曾经给卓别林写过一封信——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从来不曾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这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

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和《功夫》都是了不起的作品，他那副潦倒落魄的样子，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悲悯之情。香港导演胡恩威有一篇文章叫《娱乐消灭记忆》，他说大娱乐家都有一种活在世上应有的积极情怀，他们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们对存在的肯定。“大娱乐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像个传教士，在宣扬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情怀，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满的。娱乐是提醒着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和不满，而不是对存在的痛恨。”胡恩威对港式娱乐有许多批评，但我觉得周星驰的无厘头之中，还有他的情怀，他应该成为一个大娱乐家。

早年间我家门口就有一个电影院，木头椅子，每礼拜我大概都能看场电影。我在那里看过两部《寅次郎的故事》，就喜欢上了这个终日游荡、始终找不到归宿的日本男人。当然那时候我年纪小，心中的惆怅只是见到个漂亮姑娘就喜欢上一个，寅次郎总也得不到姑娘，我也总是得不到。寅次郎总戴着一个礼帽，西装里面是一个坎肩，典型的农民大叔。这个固定的形象也为演员渥美清赢来东方卓别林的称号。

我也肯定是在家门口的电影院里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淘金记》、《城市之光》、《大独裁者》、《寻子遇仙记》和《凡尔杜先生》。《摩登时代》应该是我最早看到的卓别林电影，那段在流水线上的戏让我笑疼肚子。还有《淘金记》里吃皮鞋那一段，最后看到的是《凡尔杜先生》，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电影一点不逗呢？《大独裁者》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演讲的魅力，影片结尾处，卓别林那段演讲持续了足足有5分钟，里面那些词汇后来我反复听到——民主，人性，自由，独裁者，人民，奴役，权力，世界。后来我也会反复使用这些词汇，后来会觉得用这些词汇构成的一篇演讲是非常枯燥的。1987年9月，我在书店里找到《卓别林自传》，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翻一翻里面是否收录了《大独裁者》的演讲词，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还记录着购书时间，另有一行字：演讲词在489页。

卓别林的母亲是个演员，嗓子坏了无法继续演出，卓别林5岁就登台表演，唱出第一段，台下观众就往台上扔了很多钱，小卓于是停下来说：我得先把这些钱拣起来才能接着演。这第一次演出也许就预示着他大富翁的未来，他的薪水从每周几十先令到上万美元。尽管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难，但他有幸在20来岁就名利双收，不像《喜剧之王》，要在社区俱乐部排演《雷雨》，卓别林涉足电影业，不断跳槽，直到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处处显示出他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自信，当然，他还是个认真学习工作卖命的人。

我是从卓别林身上明白什么叫“戏子”什么叫“角儿”，也最终体会到那些滑稽的电影里蕴含的人生悲凉。卓别林曾经记述一个叫弗兰克·科因的喜剧演员，他性情活泼，下了台总是满脸笑容，但是有一天，他准备好和妻子一起坐马车去兜风，他忘了个什么东西，叫妻子等着，自己走上楼。过了20分钟，妻子上楼去看他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在浴室发现他自杀了，手里拿着把刀，抹了脖子。这简直就像是《捕香蕉鱼的好日子》的真实版本。

罗歇·费迪南给卓别林写过的那封信，即使今天我重新给卓别林写封信，也会抄下里面的一个段落——

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约束，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的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些，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在一个朋友的车里，听熟了《断背山》的插曲，

他是我一朋友，每当我想起他，就忍不住哭。他死在路上，终日奔波，却是瞎忙活，可他是我一朋友。我从来没有富足过，还他妈老是心怀不满，向隅而泣，可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如今听到了扮演艾尼斯的演员希思·莱杰去世的消息。在电影里他演的是活下来的那个，下面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拍的，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希思·莱杰抱着牛仔衬衣说出那句台词：“I want to know how to quit you”。

他留下一个漂亮的两岁女儿，还没来得及写一本"致女儿书"或是"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死了，可他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段话， 

You learn more about yourself through your child, I guess. I think you also look at death differently. It’s like a Catch-22: I feel good about dying now because I feel like I’m alive in her, you know, but at the same hand, you don’t want to die because you want to be around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就像第22条军规：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死而无憾了，因为我感觉后继有人了。但你为了陪伴在她左右，你又不想死。（摘自贼博客）

世界上有许多名胜，很可能会逐渐消亡。英国报纸说，死海正在不断蒸发，水面每年都在缩小，再过20来年，死海可能就被蒸发没了。还有一家报纸说，柬埔寨的吴哥窟正在风化，再被风化个几十年，吴哥窟就被风化没了。你说死海躺在那儿、吴哥窟矗在那儿，都被蒸发和风化了上千年，凭什么到咱们这拨儿就正赶上它们的弥留之际呢？幸好我已经去了死海，吴哥窟也并不远，来得及在被风吹干之前，到那里转转。但是，有些名胜，一次没赶上，兴许就错过了，比如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

我认识一个年轻朋友，过年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喝酒，饭馆里有人卖唱，他把人家的吉他抄过来，唱了自己写的一首歌，就叫“阿姆斯特丹”，这首歌是他在那个城市游荡5天的记忆，歌曲结尾处不断重复“阿姆斯特丹”，旁边另一个喝酒的老爷们忽然站起来走过来，说：“阿姆斯特丹好啊，我在那里游过泳，知道吗？那里有一条运河，我在运河里游泳。”

红灯区和中国城，都在阿姆斯特丹老城区，紧挨运河，绿树掩映，风景据说很美。最近，阿姆斯特丹推出一项所谓“红灯时装计划”，希望通过举办时装周等活动改造这个城市的红灯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15名年轻的荷兰时装设计师1月19日在原先是妓院的店铺开张营业，用时装取代了橱窗女郎。市政府花费4000万美元买下这些铺面，希望吸引旅游者来购物，而不是做性交易。时装设计师还从荷兰各地请来了很多靓丽的时装模特参加当地的时装周活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每年吸引大批旅游者，现任阿姆斯特丹的副市长先生却并不珍惜历史遗产，他说：现在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了。

有一篇旅游指南文章，开头就说，忘了红灯区吧，阿姆斯特丹有许多伟大的建筑，你应该像本地人一样骑上自行车去拜访伦佐·皮亚诺设计的科技馆，去看黑川纪章设计的梵高美术馆新翼，荷兰产生过伦勃朗和哈尔斯Franz Hals，投身到艺术的洪流中去吧。白天当然可以投入到艺术的洪流中去，但晚上去哪里呢？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让人犯忌的地方，比如别的地方不能安乐死，你跑到荷兰就能给自己打上一针永远睡去；别的地方不能吸大麻，阿姆斯特丹能抽大麻，在咖啡馆里还能买到大麻。荷兰所谓的宽容与多元，从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上能反映出来。

我没去过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但我早年间去过汉堡的红灯区。导游给我们介绍：“你们都听说过阿姆斯特丹的橱窗女郎吧？那是欧洲最有名的。汉堡的橱窗女郎是欧洲第二有名的。”那天我们早上起来就去汉堡的Reeperbahn，翻过来叫“绳街”，到了街角，导游嘱咐我们，第一，女士在外面等着，不要进去；第二，男士把照相机都留在外面，里面不能拍照。跟着导游进去，眼前景色让人大失所望，窗户都紧闭着，街上冷冷清清，有一西装男子正从一屋里出来，看见我们几个游客自己吓了一跳。转了一圈出来，有同行的女士就问：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没意思，啥也没有。该女士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往街里探身望去，结果立刻从里面飞出一个啤酒瓶子，吓得我们落荒而逃。

到了晚上，我们几个男人，决定再探探。导游嘱咐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说圣宝利（St Pauli ），司机就知道你们要去的地方了。果然，司机把车直接停到了一家性表演俱乐部的门口，我们也再次看到了绳街，晚上的景色和早上大不相同，整个街区熙熙攘攘。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现在并不限制女性参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那里很好奇的转悠了一晚上，回酒店的路上还和出租汽车司机讨教，那位荷兰司机表露出工人阶级特有的同情心，他说，她们也要上税，挣的钱三分之一要交给皮条客，如果皮条客是自己的丈夫，那家庭收入还算可以，如果不是，她们受到的剥削就比较厉害。2008年1月一期《经济学家》杂志，介绍了芝加哥大学经济教授Steven Levitt的一份报告，他的小组在芝加哥调查了2200项性交易，得出结论说，性工作者每小时的收入是25到30美元。

荷兰的改造计划的确让性工作者不满，荷兰性工作者工会的一名负责人说，政府的新计划将影响到工会会员的收入，因为时装店招徕的顾客是不会逛妓院的。这个说法其实未必对，我找到2006年2月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报道，汉堡的圣宝利街区因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率陷入经营困境，当地电台发起一个项目，在那里修建披头士广场。当地政府也支持，希望能吸引2006年世界杯的游客到圣宝利来玩。汉堡一市议员说，他们只修补，不改造，因为“绳街的名声比汉堡还大。”

列侬曾经说过：“我生在利物浦，却在汉堡长大。”利物浦已经把自己的飞机场命名为“列侬机场”，汉堡当然也要纪念一下披头士。披头士曾在圣宝利街的多家俱乐部演唱，其中最著名的一家是“Star Club”，1962年春天，他们在这里唱了一个多月，年底唱了两个星期。现在还有人宣称，在圣宝利的俱乐部能听到世界上最好的音乐。

前些日子，我的同事困困小姐写了篇文章叫牛角扣大衣，讲的是一个热闹的公共事件之中，一位女士穿的衣服。当时我和她讨论，能不能给时尚杂志每个月写个文章，专门写公共事件中，主角的衣服。当时的选题是，中日领导人会见，穿的棒球服装。可惜她不懂棒球，也不懂足球。最近，英国首相布朗会见中国球员，郑智和董方卓，这两位穿的西装出了点小漏洞，今天，看见FTD上对他们的建议。

思维的乐趣是我经常看的一个BLOG，从那里知道了FTD。还从那里知道了译言，译言上最近有篇文章，叫作免费为别人工作，文章说，别再把注意力放在赚钱上，而是集中在传递价值上。 我很欣赏这样的态度，比如我最近认识的翻译家小二，基本就是以翻译卡佛为乐，还有张亮同学，工作之余弄了个苹果兴趣小组，免费工作这词可能说不太通，但他们还真是在工作，有时候我怀疑，工作都没有这样高的热情。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互联网翻译家的题目，某位同事采访了MIT的一个教授，他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以流行文化形式出现的新世界主义。传统的世界主义就是一个人环球旅行，然后听当地的音乐，看当地的电影，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现在是一个年轻人在网上浏览，寻找全世界的漫画、流行音乐、动作电影和游戏，一些不同于本国文化的东西。

还有就是dotSub，Dotsub就会把视频的字幕自动按时间表生成文字，然后由另一部分人，也许是志愿者、朋友、或者粉丝——网络社区里任何一个懂得多国语言的人，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

《维基经济学》的作者Don Tapscott对这个网站的评价是，“网络正在从一个社交网络平台转变成一个社会生产平台。这样一个自我组织和共同创造知识的模式用于翻译，再自然不过了。”

我看现在好多人都在免费的干翻译工作，比如阮一峰同志，他经常翻译纽约时报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他最近也开了一个新博客，叫微趣，我们的兴趣小组可真是越来越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家都兴致勃勃的免费干提供信息和繁衍信息的事情，那以写字为生的人又该干什么呢？为什么人家要付给你钱呢？ 我和一同事讨论， 同事说：我觉得很多记者都属于信息掮客，我们得努力比信息掮客再高些。

那天，我们刚刚试驾了新款宝马760Li，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和宝马公司的职员聊天，我问他：“如果不考虑价钱，你想有一辆什么车？”他说：“X5。你呢？”我回答：“M5。”然后我接着问：“如果让你买辆中国车，你会买什么？”他回答：“长城赛弗，那么大的车，才1万欧元。”不管我们讨论什么车，最后还是会落到钱上面。我看过很多理财专家给出的建议，有人说，你买的车不该超过你一年的收入，也有人说，你家里那辆车应该只占你家庭资产的3%，这样一算，这车的上下幅度可够大的。

中国汽车工业这两年很厉害，能买下英国品牌，有朝一日，兴许能买下奔驰宝马。没料想印度那边抢了我们的风头，新年伊始，福特公司就发布消息，说他们打算把路虎和捷豹卖给印度的塔塔集团，我免不了又为这老大英帝国的牌子黯然一把，看来中国要和印度争一短长，只能拿下福特的另一品牌沃尔沃。

那次试车，我们还参观了慕尼黑的宝马博物馆，大家在宝马Isetta面前停留的时间最长，每个人都想钻到这辆气泡型的小车之中体验一下。二战前，宝马的生产基地设在东部的埃森纳赫，战后成了苏占区的一部分，宝马在埃森纳赫的机器设备都被苏联拆走算战争赔偿了。50年代，宝马慕尼黑总部还没什么好的车型设计，面临破产的威胁，然后决定购买意大利ISO公司的Isetta车型设计权。他们在1955年推出了Isetta，基本就是在摩托车上加一个罩子，长度为2.29米，两座，前开门，方向盘与所有的仪表都在门上，两冲程的单缸发动机就安装在座位后面。1960年，250cc版的Isetta价格为2650马克，300cc版为2710马克，一个德国工人当时的周薪平均是90马克，6个月的收入就能买上一辆Isetta，这样的便宜车自然很受欢迎。德国报纸说，Isetta成为一代人的理想标志。

近日，印度的塔塔集团推出了一辆“人民汽车”，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车，10万卢比，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并将价格进行换算，这辆车是2600美元或1700欧元或1300英镑。大致相当于美国低收入者的月工资。这辆车620CC，最大功率70马力，百公里5升油，手动档，没有空调，《金融时报》记者问一个印度年轻人这车怎么样，年轻人回答：“太贵，我没钱。”按照该报的说法，10万卢比相当于印度人平均年收入的三倍。还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对贫民窟的老百姓来说，能有一辆摩托车就可以了。

《新闻周刊》上有一位来自普华永道的汽车专家说，印度车市70%是被摩托车占领，但两轮车和四轮车之间的价格差距正在缩小。某个印度哥们，去年刚花7万卢比买了辆摩托车，他说，我要买汽车，开着汽车出去更有面子，你可以带着你的女朋友到处转,街上的人都看着你。另一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哥们说，现在好多人都有车,你要骑一自行车都不好意思见人,一辆车意味着好的社会地位。

好多报纸都采访了好多位印度人民，某个老人家说，“我觉得这车根本就不应该出来,现在马路上那么乱”。某个环境保护专家说：“这辆车一出来，就是环保的噩梦。它会加剧污染，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以城市的污染为代价的。”某个二手车经销商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谁都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一辆汽车,一个漂亮的媳妇。”

宝马Isetta虽然说是“一代人的理想”，可总共才卖出去16万辆。塔塔集团推出来的这辆人民汽车，样本是德国甲壳虫或英国当年的MINI，也就是中产阶级用车，按照德里一位专家的说法，现在印度中产阶级是5000万人，2025年就是5.8亿，2010年之前，有3000万个家庭有能力购买汽车。此前印度市场上最便宜的车是铃木和现代的小车，都从20万卢比起步，人民骑车一下子降了一半。塔塔集团2003年就宣布了这辆世上最便宜汽车的计划，现在他们工厂的产能是每年25万辆，去年印度国内汽车销量是110万，人民汽车的工厂奔着四分之一就来了，可见胃口之大。

塔塔集团的塔塔先生说，这人民汽车是符合环境标准的（当然，印度的汽车排放标准远远落后于欧美），人均碳排放量不会超过摩托车，这种算法大概是汽车坐四人，摩托车坐两人，可我看《商业周刊》上一照片，一印度哥们骑着摩托车，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一共5人。塔塔先生对这样的景象一定更熟悉，他说：“男人骑摩托车，孩子在前面，老婆坐后面，这很危险，这也是我推出人民汽车的动力。”

路透社的报道更偏重于宏观，他们说，印度经济在快速发展，人民汽车激发了印度民族工业的热情，去年印度总理辛格提出了汽车使命计划，要让印度成为汽车生产的基地，要和中国制造较量一番。塔塔集团没有辜负总理的厚望。印度汽车市场，印度人民自己不去占领，西方势力就会去占领。中国也会去占领。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买了一辆咱们自己产的人民骑车，5万8，开了两年，难以忍受，卖了，1万8，这倒正是印度人民汽车的价格。雷诺和印度一厂商正打算合作生产一种12万卢比的小车，咱们的赛弗卖过去，也还是太贵。

上大学的时候，小二喜欢去听音乐会，询问同去的音乐学院的女生：“你看我这声音条件，能学声乐吗？”女生回答：“好好练几年，能上师范类的音乐系。”研究生毕业，他在成都工作，闲来打听声乐课的教师价钱，每周上一次课的话，所有的工资也就都交给老师了。1988年他去美国接着念博士，在那边工作，参加了一个华人合唱团，唱男高音，排练《半个月亮爬上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每年交100美元的团费，请指挥、请钢琴伴奏，张罗着演出，“我们演出租场地，有人捐钱，有人去到中国餐馆、牙科诊所拉赞助，还要拉朋友来听我们唱歌。”2006年他回到上海，加入一家台资企业，担任研发部门的主管，他发起了一个合唱团，号召各个部门的年轻人来参加。公司在浦东的工业园区，20多个职员下午4点排练1小时，到5点钟下班坐班车回家，他们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小二不喜欢流行歌曲，一想到唱歌就总得四个声部，排练3个月，在一次公司内部的演出之后，这个合唱团无疾而终。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好强，上班努力工作，下班之后还要学习，参加各种培训，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想买一套房子结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生活的挣扎对每个人来说都大同小异，他们或许根本就没心情唱歌，可能还觉得我这个老头儿怪怪的。我是78年上的大学，88年就到美国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那帮去美国的人，就像到那里建立了一块文化保留地，没有跟着中国这20年快速发展，所以还保持着80年代的一些特点，喜欢文学，喜欢和艺术有关的东西。”小二在公司里会有另外的称谓，网络上用的名字是小二，他不到50岁，因为打羽毛球、打篮球、骑车上下班显得更年轻些。他去台湾出差，看着同事们加班到晚上十点，忍不住问：“你说你们这么辛苦，可你们对人类文明有什么贡献？”他的专业是电机，服务的这家台资企业给这个世界提供各种各样的电源，但小二觉得，能用风力、太阳能发电才算是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他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是“工程师”，再多说一句就有些自嘲——“就是整天拿个烙铁做电路”，他说这份工作的好处是能维持自己富足的生活。

公司里没人和他谈论人类文明，也没人知道他还写诗写小说：“我1985年分配到成都工作，就和李亚伟、万夏那些莽汉派诗人认识了，那时候开始写诗，不过写诗是个辛苦活儿，写了20多年，自己满意的诗也就20首。在美国我开始写小说，我都40多岁了，忽然有了灵感，我想写的是一帮中年人，他们对失业的恐惧，其实他们什么都有了，又害怕失去，他们到美国来，然后被生活拖着向前走，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他的作品在“红墙论坛”和“文心社”上都可以找到，其中一首诗叫“自画像”，分成两段，第一段写于1987年：“带着未泯的童心/抓各色彩笔/随意地写人生。”第二段写于1999年，“十年前的那幅画像/已被妻女们涂改的面目全非/异国画布上的我/陌生地看着自己。”

在美国的十来年，小二一直保持着看小说的习惯，起初是邮购，然后在当当网上买书，那些书飘洋过海，两个月后到达他在美国的家，他看莫言、苏童、余华、格非、韩东、朱文，他像个文学青年一样回母校清华大学拜访在那里当教授的格非，格非说，《红楼梦》和《金瓶梅》最好看，于是小二再次捧着《红楼梦》看，依旧看不下去。格非和小二还聊起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小说，词汇量不大，你们学工科的人写小说，不能像文科生那样讲究词汇，多看看卡佛的小说有帮助。”

那时候小二已经看过了卡佛的很多小说，还翻译了他的《论创作》，他说，他的许多看法和卡佛很相近，许多长篇小说他读不下去，卡佛则说，“我对长篇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就连读完一篇都觉得费劲。”小二和别人讨论自己的小说，会搬出卡佛的话，“这个世界上才华有的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艺术地叙述。”小二家庭幸福，妻子和两个女儿在美国400平米的大房子里住着，院子里有游泳池，可他同意卡佛所说的：“尽自己最大能力写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唯一能够带进棺材里的东西。”

他从网上旧书店里淘到一本卡佛小说的中译本《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花城出版社1992年的版本，定价6块6，现在涨了20倍，小二说：“我花了150块钱买来的，总得看看，结果第一篇小说的第一段就翻错了，‘顺便看看能不能定点儿货’，应该是‘能不能蹭一点白食’，还有《真跑了那么多英里》，里面主要是一些关于汽车的词不准确，备用胎，千斤顶还有和破产有关的词，卡佛写小说用词很简单，但他用了很多俚语。”

小二最早动翻译的念头来自一个长篇小说，澳大利亚作家ANDREW LINDSAY 的《面包师的狂欢节》（The Breadmakers Carnival ），“我看了那小说非常喜欢，写的是一个镇子上的面包师，错把迷幻药放到面包里了，结果小镇上的人全都特有表现欲，里面有个瘸子，发明了独腿舞。这小说让我明白，人生在世，先是吃喝，是男女之情，然后有宗教上的愿望，这是跟着别人走，最后还会有自己的表现欲。我当时已经约好了一个朋友合伙翻译，不过我们没有推动力，400页小说，我们不想折腾一年也没人理。短篇小说一天翻一点，十多天就能翻译出来一篇。”

小二搜集了卡佛所有的作品集、评论、传记和中译本，他先选择那些没人翻过的篇章，也重翻那些已成经典的作品，比如《离城这么近有这么多水泊》，“这小说的题目就特别难翻，SO MUCH WATER SO CLOSE HOME，SO CLOSE HOME是一句常用的感叹，比如街上看到一个车祸或火灾，大家说SO CLOSE HOME，好像是灾难离我们很近的意思，我们还会说一句俗语，SO MUCH WATER LET THE FISH TO TURN，意思是有回旋余地，我和一些朋友一直在商量怎么翻译这个名字。”

其实，小二还喜欢美国作家欧茨 Joyce Carol Oates，还有 Dennis Lehane，《神秘河》的作者，外表写的是侦探小说，小二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是“词汇量大，写通俗小说，还要我经常查词典”，但现在他只想把卡佛的小说翻译好，“其实卡佛的小说很多都和他的生活有关，他18岁就结婚，老婆17岁，当女招待，推销员，所以他描绘最生动的是底层的生活。我看了他的许多传记和评论，这对我的翻译有帮助。我总把卡佛的小说先看上好几遍，直到感觉所有的人物在我眼前都动来动去，可惜我的中文不太好，他说什么，他的情绪我都清清楚楚，但我很难找到中文中那些口语化的词和它对应起来。这是我的困难。我一年翻译十多篇，再花两年，能把他30来个最好小说都翻译出来，如果能出书我会非常高兴，现在有朋友看了我的翻译，说看卡佛的调子就是小二的调调，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网上能找到一个叫“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博客主人叫“3rdcolour”，家在兰州，职业是公务员，他说：“开始只是喜欢卡佛的小说，可网上就那几篇，其他都找不到，就想建个blog看有没有相同的爱好者，大家一起来找，或者看能不能自己做点翻译的工作，结果在blog上认识了小二。”小二翻译好一篇卡佛的作品，就给“3rdcolour”寄过去，后者发布在博客上，于是“寻找雷蒙德·卡佛”成了小二的一个重要阵地。另一个阵地是豆瓣上的卡佛小组。小二说：“那个博客现在的访问量也不到两万，但我觉得能在上面认识一两个朋友就很满足。豆瓣那个卡佛小组，我刚上去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后来有50人，100人，现在到了180人，我就很高兴，我想我得赶快翻译赶快发上去，要不然人都跑掉了。”

小二在网上知道了用“电驴”可以下载到原文的卡佛作品，但也会把那些网上找不到的书，用扫描笔一行行的扫到电脑上，不过，这个“海龟”有很强的法律概念，贴上去英文原文的时候总强调，10天之内就会撤下来。老婆有时候不明白他如此折腾个什么劲，小二说：“这不是畅销书，我又不用靠这个养家吃饭，我这么大岁数剩下的时间做点我喜欢的事，能有一两人鼓励我就很高兴了。”

两年多来，小二从翻译中得到的收入是一块钱，来自一本叫《DDF》的杂志，不定期发行，每期页数为50-80页，封面和内文是打印机打印的，手工装订。 征稿内容包括小说、诗、批评、翻译、访谈。 稿费按篇目计算，不论长短，每篇一元。作者可获赠当期刊物一本。《差事》最初发表在1987年6月的《纽约客》上，这是卡佛平生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文学偶像契诃夫的死亡。现在小二正在翻译卡佛早期的一篇小说，叫《哈利之死》，“很像爱伦坡的小说，他用很冷的笔调写，自己的朋友哈利死了，他怎么搞到了哈利的女朋友，然后哈利的女朋友也死了，他怎么搞到了哈利的游艇，你一猜就能猜出来是叙事者就是凶手。”

2008年，小二在美国参加的那个合唱团要来上海和北京演出，这让他很是兴奋：“我们唱歌要有人听，写字要有人看，这大概就是表现欲吧。”

海龟小二，高管小二，都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他也是理财的好手，“我住在达拉斯，买了几个10万美元的公寓，出租，我的一个女房客，带着4个女儿，每个女儿都有一个姓，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加拿大人，在加拿大还有自己的三个女儿，男的每个月挣2000多块钱，女的也挣2000块钱，每个月的房租给我一张支票，过两天也许就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他们自己花冒了，银行里可能就剩下900块了。房子10万块，月租1000块，一年就一万多，十年就可以买房子。可银行不会借钱给他们买房子，他们是刚浮到水面上的人，没被生活呛死，可他们每天还要抽烟喝酒开PARTY，每天把帐单对付过去就好了。我跟这些人喝酒，看橄榄球，赌球，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卡佛小说里的人物。”

卡佛专写一些不成功的人的故事，也遭到美国右翼评论家的批评，说他没有给美国涂脂抹粉，说他不够乐观，卡佛自己说：“但这些人的经历和那些成功者的一样有价值。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上的问题当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们总在担心他们的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是百分之八十，九十，或上帝才知道具体比例的生活。”

记忆力真是件不靠谱的事儿。回忆2004年那次穿越欧亚的汽车旅行，我完全忘记我们是从哪一个波兰边境城市进入德国的。我们从斯摩棱斯克进入白俄罗斯境内，在海关那里大概等待了7个小时，广州的老李，车上有一个便携式VCD，我凑过去一看，放映的是《战争与和平》，事后证明他选择这么长的一个电影看实在英明。我们从下午等到深夜，在街边小店找热水煮方便面吃，准备在车上过夜。最后被放行，赶到明斯克的旅馆已经是凌晨4点。9点钟我们继续上路，很快就到达了布列斯特，在这个城市我们又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得以缅怀两次世界大战中布列斯特的故事，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列斯特谈判，德国人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二战中，德国第45步兵师从这里展开巴巴罗萨行动。由此，我们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

我们在波兰走的都是狭窄的乡间公路，人困马乏，看着前车的尾灯，竟然模模糊糊的成了一片红色，赶到华沙的时候已是凌晨2点，第二天依然没时间游览华沙，车队经过圣十字大教堂时，我们行注目礼，装有肖邦的心脏那个盒子就安置在这座教堂里面。华沙境内我们只走了一段高速公路，狂飙了一阵之后发现这条新修的高速路根本就没有加油站，于是红着灯以90公里的匀速开到了波兹南。接下来我的记忆就断片了，总之，我们在波兰和德国边境没有耽搁太多的时间，就开上了德国的高速公路，每辆车都撒开欢的跑到160以上，赞叹着德国公路的高质量。我根本不记得我们是否跨过了奥德河。

之所以回忆起这一段，是因为波兰等9个国家在2007年12月21日加入申根协定，我看到一张新闻照片，两个波兰学生，拿着大剪子，剪开波兰德国边境上的铁丝网。2004年那次旅行，正是波兰要加入欧盟的时候，我觉得在波德边境已经得到礼遇。一转眼的功夫，那个小小的被我忘掉了名字的关口又有了改变。

2007年12月23日，又有一条新闻，在波兰边境城市，警察从华沙开往柏林的火车上清理出来59名车臣人，他们打算偷渡到德国去，这些人被扣留在波兰境内的收容所里。这条简短消息最后说，在波兰加入申根协议之后，波兰边境警察在乡间的检查更多了。

德国电影《遥远的光》（Lichter），一开始就是一辆卡车驶进森林，几个乌克兰人下车，蛇头对他们说，等到夜里，看着灯光走，到第一个房间就敲门进去，有人接你们。那些乌克兰人以为灯光处就是柏林，没料想他们被扔在波兰边境。两个乌克兰人在森林中闲逛，看见公路上两个背包客在搭顺风车，“你看，他们去柏林是那么容易。”这个电影有好几条线索，最终一个波兰出租车司机帮助一对乌克兰夫妻游过奥德河。

在12月21日的典礼上，奥地利总理古森鲍尔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乔一起锯断了象征两国分界线的木头路障。古森鲍尔说:“申根不意味着犯罪、不安全和忧虑。申根代表着自由、安全和稳定。”然而，边境问题从来不会这么简单的被消除。

英国学者家艾伦·帕尔默的著作《夹缝中的六国》讲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近代史，按照他的描述，300年前，波兰的东部边境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离莫斯科90英里，那时它是欧洲领土最大的国家（除了俄国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之外），今日波兰东部领土最突出的部分，在其17世纪时的边境以西500英里处，而他与德国的边境却推进到奥德河，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150英里。帕尔默说，一个民族的家园如此移动，是近代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著作总免不了略为抽象的讲述山川河流，但我知道斯摩棱斯克和华沙之间的距离。

卑尔根大学历史教授尤恩-森姆-富勒Jorunn Sem Fure有一篇论文分析波德边境问题，他说，边境有三种，第一种为一体化，边境开放对双方的发展都能带来好处。第二种是不对称，边境大体上是开放的，但只有一方获得利益，被看作贫富的分界线。第三种叫不完整，基本是阻绝所有交通，波德边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第三种。1989年之后，波兰直接面对统一后的德国，这条边境纠缠于历史遗产，意识形态，不同的政策制定，居住在波兰的德裔民族的地位，各类人的政治主张，这条边境包含着不信任、相互憎恨，它能成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桥梁，或者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象征吗？成为欧盟一员的国家的公民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可以在欧洲自由迁徙，但进入欧洲的努力更多来自波兰的内政，减少中央集权（那只会浪费更多的行政费用），给与各地方更大的自治权，实行更多样化的公共政策。富勒教授还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奥德河两岸德国人的记忆与身份认同，二战之后，波兰东部的民众移居到西边，驱逐原来居住于此的德国人，这曾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如今在外人看，什切青、戈茹夫、波兹南这些波兰语的地名背后，它们的德文名字早就消失。

1991年4月8日，波兰旅游者跨过奥德河进入德国的消息登上报纸头条，有漂亮姑娘手拿鲜花欢迎他们，也有德国光头党拿着辱骂的标语迎接他们。如今，报道9国加入申根的新闻中有这样一句：你可以从葡萄牙的里斯本直接开车到爱沙尼亚的塔林。我们那次旅行的终点站是巴黎，但广州的老李同志在巴黎租了一辆车，继续开向西班牙和意大利。

我前天晚上去看了崔健《时代的晚上》演唱会，然后一整天心神不宁。然后发现自己得病了，这种病简单的说就是中年危机，荣格描述其病理：

中年以后，只有随时准备与生命共存亡的人，才能有活力的活着。因为在中年这个神秘阶段，��物线开始倒转，死亡已然诞生。生命的后半段并不代表上升、开展、成长与欢愉，而是死亡，因为它的目标便是结束。否定生命的完成就等于是拒绝它的结束。两者都表示不愿意活着，而不愿意活着与死是同一件事。

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得病了，但没想到症状加重。具体病症就不多说了。不过，在同去看演出的几个年轻姑娘身上，我发现她们也都有病，其中一个是自我认知障碍，老纠缠于自己的脸大还是脸小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躁郁症manic-depression，这是一种周期性情绪过度高昂或低落的疾病，还有一个人，我始终怀疑她有病，最后确诊是偏执狂和妄想症，总觉得别人害她。

如果说2008年还能许下一个心愿，我希望能治好自己的病，希望那几个姑娘也治好自己的病。

2007年开始的时候弄了四个愿望。

第一，去一次美国。总结，今年1月份去了。8月去了瑞士，把2006年的愿望也完成了。

第二，继续学习《新概念》。总结，还在学习，可惜学得太慢。

第三，写几个长一点的文章。总结，今年夏天开始写一个叫“花花世界”的专栏，比圆桌要长一倍，今年9月还完成了我的小说，将在明年第三期《小说界》发表，这文学杂志还是双月刊，太慢了。

第四，锻炼身体，打球成绩稳定在9字头。今年最好成绩是91，明年再说吧，这高尔夫也没什么意思。

2008年继续列出四个愿望。

第一，再去一趟罗马和巴黎，当年第一次出国，在罗马许愿池扔下一枚硬币，希望能重回罗马，虽然后来重回过罗马机场，可不算回到罗马，这次争取真能回去，至于巴黎，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多去两回挺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顺道出本书，就叫《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

第二，接着学习《新概念》。然后争取每个月看一本厚一点的英语书。

第三，继续写字，长短不限，不论是几百字写个博客，还是几万字码我的小说。今年是文昌星高照，我要再勤快一点。

第四，游泳，打球，然后尝试一些没玩过的体育项目。

祝大家新年快乐，共同进步！

从东京坐新干线去京都，来回要4个小时，我们在京都逗留的时间也就5个小时，在清水寺附近吃完饭，去逛庙，等到了金阁寺，就只剩下一小时的游览时间。

芥川龙之介1921年跑到中国做了一圈采访，写了本《中国游记》。此人体弱多病，35岁就自杀了。有人说，他之所以害了胃病得了痔疮，是因为他跑到中国给累着了。三岛由纪夫也是生来就身体差，但曾经疯狂练习过一段健美，那是1955年，他正在写作《金阁寺》，这篇小说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1950年7月，一个小和尚***并烧毁了金阁寺。

第一眼就被金阁寺映照的阳光刺痛了，当时夕阳西下，寺庙里游人不少，但那金箔反射出的光芒，的确是一种拒绝他人的美。按照旅游书上的介绍，金阁第一层是寝殿风格的法水院，第二层是武士建筑式样的潮音洞，第三层是中国禅宗样式的究竟顶。三岛由纪夫说，这种东拼西凑，是设计者们那狂躁不安的心理流注于样式设计所致。“如果金阁真的按一种安定风格设计建成，那么它肯定会因难以统摄不安而在落成伊始便崩坍无存。”

导游书上根本不提火烧金阁一事，有些材料也只说“疯僧”烧寺，连小和尚林常贤这名字也不提。据说这小和尚也是孱弱的身体，三岛由纪夫以他为主角，用第一人称叙述，可以算是对“疯僧”行为的解释，更是在阐释三岛由纪夫自己的美学思想。

现在的游人们根本没有机会进入金阁里面，无从领略其中木结构的细节。但金阁的美，的确是从木梁之间散发出去的，那些金箔是1987年重新贴过的，按照三岛由纪夫的说法，金阁的美丽不在木头和金子，不在建筑本身，而是它弥漫出去的力量。直观的看，镜湖中倒映的金阁，金阁所映照的光芒，都是一种弥漫。再进一步说，现在是北京冬天的午后，我脑力里还有金阁残存的影子，这也是金阁的美丽。那天去京都的火车上，我还看见了富士山，尽管只是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但也是美丽的一瞬间。

小说《金阁寺》里，主人公想起柏木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所以突然变得残暴，那是在这样一瞬间，即一个晴朗的春天的下午，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茫然地望着透过叶隙筛落下来的阳光嬉戏的一瞬间。”如果有这样的瞬间，我会感受到俗世生活的美好和宁静，但我也能理解这世界的多样性。有人以死亡成就一种美，有人把死亡作手段，要在沉沦的世界中毁灭一种美，我总觉得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变》和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地狱变》的故事是这样的，画师良秀要给大公做一幅《地狱变》的屏风，却苦于难以描绘出地狱中的火焰，大公放火烧死良秀的女儿，良秀仔细观察那美丽的火焰，烈火中的美女，脸上露出法悦的光。这“法悦”是佛家用语，指在信仰中得到喜悦。良秀终于完成《地狱变》，然后悬梁自尽。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改编自日本民间故事，篇幅小，相比之下，《金阁寺》就复杂好多。三岛由纪夫完全把自己带入小和尚的世界。他或许多次用小和尚的眼睛来打量金阁寺。日本文学评论家江藤淳曾说，日本人在眺望身边的风景时，还感受到同时也正在看着同样的风景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视线，即死者们的视线，从中吸取欢乐和宁静，并且向死者发出呼唤。这也正是日本文学的特殊性之所在。如果不与死者共生，我们就无法感觉到自己活着。这也许是三岛由纪夫写作过程中的感受，但这和我们凭借他的小说游览金阁寺却不太一样。一小时的匆匆观光，似乎只是让我有机会确定，这金阁既没有被美国飞机轰炸，也没有被烧毁，顶端的那只不死鸟也还没有升天，夕佳亭还在，陆地之舟还在。

在旅游纪念品商店，我买了Preston L Houser写的两本书，分别介绍京都的茶园和庭院，这Preston L Houser在京都生活了十多年，还学习尺八，很有点儿当代小泉八云的意思。两本书都是以照片为主，除了图说，作者只写一个稍长的后记，分别介绍日本人在庭院设计上的哲学和茶道的历史。

我当然知道，京都还有太多的地方没能去，但我疑惑以后会不会再来京都，再看看金阁寺。好像为了赶着去更多的地方，我总避免去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不过我后来学会了一句来源于日本茶道的成语，叫“一期一会”。茶道大师说，每次喝茶，天气，水，空气，都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茶会和明天的怎么也不一样，人生的每一瞬间也都是不同的，这种对生命瞬间的把握也包含着生命无常的哲学。

那些安静的、不厌其烦的茶客，在喝茶的过程中暗含着“难得一面、世当珍惜”的苍凉与寂寥。利修和尚将自己庭院里的喇叭花全拔下来，只留一朵，他把自己的茶室弄得空间逼仄，器皿也极其朴素，让客人全心投入到那杯茶中。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他的客人，我该多么难以忍受，我想看到的是大千世界，繁花似锦。我所留恋的是万丈红尘，无尽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