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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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看《长江7号》。电影的开头，让我很有期待。穷人对这个“富裕社会”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期待星爷给出答案。看完之后，却像吃了个苍蝇般恶心，电影实在太难看了。现在的电影几乎都是骗局，上映之前大做宣传，骗大家去看，只要骗的人数够多，电影的票房就有保障。在这个骗局中，许多人是同谋，他们看了这么差的电影不吱声，等着别的人一起上当。甚至还无耻的宣传，这是周星驰的童年写照，他小时候就是这么惨。

他小时候多惨和这个电影多难看有什么关系？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的主席罗歇·费迪南曾经给卓别林写过一封信——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从来不曾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这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

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和《功夫》都是了不起的作品，他那副潦倒落魄的样子，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悲悯之情。香港导演胡恩威有一篇文章叫《娱乐消灭记忆》，他说大娱乐家都有一种活在世上应有的积极情怀，他们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们对存在的肯定。“大娱乐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像个传教士，在宣扬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情怀，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不完满的。娱乐是提醒着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和不满，而不是对存在的痛恨。”胡恩威对港式娱乐有许多批评，但我觉得周星驰的无厘头之中，还有他的情怀，他应该成为一个大娱乐家。

早年间我家门口就有一个电影院，木头椅子，每礼拜我大概都能看场电影。我在那里看过两部《寅次郎的故事》，就喜欢上了这个终日游荡、始终找不到归宿的日本男人。当然那时候我年纪小，心中的惆怅只是见到个漂亮姑娘就喜欢上一个，寅次郎总也得不到姑娘，我也总是得不到。寅次郎总戴着一个礼帽，西装里面是一个坎肩，典型的农民大叔。这个固定的形象也为演员渥美清赢来东方卓别林的称号。

我也肯定是在家门口的电影院里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淘金记》、《城市之光》、《大独裁者》、《寻子遇仙记》和《凡尔杜先生》。《摩登时代》应该是我最早看到的卓别林电影，那段在流水线上的戏让我笑疼肚子。还有《淘金记》里吃皮鞋那一段，最后看到的是《凡尔杜先生》，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电影一点不逗呢？《大独裁者》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演讲的魅力，影片结尾处，卓别林那段演讲持续了足足有5分钟，里面那些词汇后来我反复听到——民主，人性，自由，独裁者，人民，奴役，权力，世界。后来我也会反复使用这些词汇，后来会觉得用这些词汇构成的一篇演讲是非常枯燥的。1987年9月，我在书店里找到《卓别林自传》，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翻一翻里面是否收录了《大独裁者》的演讲词，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还记录着购书时间，另有一行字：演讲词在489页。

卓别林的母亲是个演员，嗓子坏了无法继续演出，卓别林5岁就登台表演，唱出第一段，台下观众就往台上扔了很多钱，小卓于是停下来说：我得先把这些钱拣起来才能接着演。这第一次演出也许就预示着他大富翁的未来，他的薪水从每周几十先令到上万美元。尽管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难，但他有幸在20来岁就名利双收，不像《喜剧之王》，要在社区俱乐部排演《雷雨》，卓别林涉足电影业，不断跳槽，直到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处处显示出他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自信，当然，他还是个认真学习工作卖命的人。

我是从卓别林身上明白什么叫“戏子”什么叫“角儿”，也最终体会到那些滑稽的电影里蕴含的人生悲凉。卓别林曾经记述一个叫弗兰克·科因的喜剧演员，他性情活泼，下了台总是满脸笑容，但是有一天，他准备好和妻子一起坐马车去兜风，他忘了个什么东西，叫妻子等着，自己走上楼。过了20分钟，妻子上楼去看他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在浴室发现他自杀了，手里拿着把刀，抹了脖子。这简直就像是《捕香蕉鱼的好日子》的真实版本。

罗歇·费迪南给卓别林写过的那封信，即使今天我重新给卓别林写封信，也会抄下里面的一个段落——

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约束，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的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些，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