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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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次文人聚会上遇到的一位教授，他走过来向我们几个烟民说：我知道我出现会让你们扫兴，我是著名的禁烟活动家，多次上书中央领导人宣传禁烟。你们文人，写文章不抽烟怕没有灵感，其实，不吸烟也能写出好文章。后来，我看到这位教授写的文章，还有诗，我知道抽烟也无法再赋予他任何灵感。

多年前，我就听人说，吸烟是野蛮人的行为，欧洲是文明的地方，吸烟者很受歧视。后来，我去了戴高尔机场，吸烟区是开放式的，像一个下沉庭院，进去之后发现天花板更高了，足有20米，烟雾缭绕着上升，可不像首都机场里的吸烟室那么憋屈。在法国坐火车，对面一男子看一本大厚书，懂法语的同伴告诉我，那是《希腊城邦史》，那男子燃起一支烟，让我对法国的文明程度有了更高的认识。后来又听说，欧洲国家越来越反对吸烟，公共场合都禁止抽烟了，包括戴高乐机场。今年，我们到慕尼黑机场转机，刚下飞机，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烟灰桶，显然是为了长途飞行下来憋坏了的人准备的，我们一边抽烟，一边感叹：什么叫人性化呀！

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很像是上海或香港，来来往往都是华人，我在吸烟室里听两个小伙子正盘算怎么倒腾二手车，忽然进来一个美女，华人，穿黑外套，里面是白色背心，胸部很好看，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全吸烟室里的男人都把自己的打火机递过去，但她安静的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安静的吸烟，离开，留给我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过，这是在加拿大吸烟的最佳记忆，这里有屋顶处不能抽烟。陪同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户外运动专家，热爱大自然。我在加拿大的高山峻岭里抽烟，要掸一下烟灰，他会把手伸过来，让我掸在他手上，我甚至可以在他手上掐灭一个烟头。我怀疑他是绿党分子，不是党员，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志品质。这样一来，我就不好意思抽烟了。后来我准备了烟丝和烟斗，以后再遇见这样的人，我就抽一锅烟丝，不用掸烟灰，一锅能抽半小时。

加拿大禁烟，香港也禁烟，今年，英国也最终通过法令，带屋顶的地方不能抽烟。我不了解英国法令的制定过程，但英国政府花了很多的广告费宣传他们的禁烟措施。在瑞士的时候，我和一女士坐火车去英特拉肯看少女峰，火车上没有吸烟车厢，这位女士告诉我，就是这一两年，取消了吸烟车厢，这一措施经过了瑞士的全民公决，只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在苏黎世，我和《中瑞经济通讯》的一位苏珊编辑吃饭，很快我发现，她抽烟抽的可很勤，于是向她询问，欧洲不少地方都“NO SMOKING”了，瑞士会不会限制抽烟，她很愤怒的说，别扯淡了，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幸福的是，她生活在最民主的瑞士，代议制都没戏，想弄两个议员弄两个提案就禁烟可不行，只要征集到10万人签名，任何一个瑞士人就可以提出修改宪法，公民在任何一个法令、法案宣布之后三个月之内，征集到5万个签名就可要求对该法案进行公民投票，这叫“选择性复决”。

虽然，我最不喜欢出一次门，回来就看不惯咱们这里，但在瑞士呆了10天回来，飞机上睡了一觉，睁眼看见北京的天空时还是吓了一跳，真脏呀。落地之后，翻看这10天漏下的新闻，《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叫“中国的污染已经到了极限”，先不管山西农民的死活，我看看北京的数字，按照欧盟的标准，微粒含量1立方米在40毫克以上的空气都是不安全的， 美国的标准是50，按照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6年北京空气的微粒含量是141。在世界上所有首都中，只有开罗的空气比北京更糟糕。转载这篇报道的博客主人提供了参考数据，微粒含量每上升10微克，长期肺癌死亡率就上升8%。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只要把微粒从70降至20，就可使肺癌死亡人数减少15%。这位朋友还找到世界银行的资料，2002年，世界上前40个空气最脏的城市，中国占了24个。当时北京的微粒还是99，这几年上升了。《纽约时报》的文章分析说，中国政府想做什么事肯定能做成，想控制污染也一定能成。但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阻碍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

瑞士风景秀丽，一位瑞士作家这样描述典型的瑞士人，“抽味道难闻的土烟”，“除了仰慕高山，他天生厌恶一切超过中等水平的东西”，“每到天气睛好的周末，他会从冰箱里取出食物，带上他的收音机，乘火车、汽车、或骑马，有时候是步行，融入大自然。他需要让他的肺腔吸满清新的氧气，欢度良辰美景，感受爱国主义迸发出来的激情。周日晚上，他带着从祖国神圣大地上汲取的热忱回到舒适的家中。他感到自己强壮、自豪、诚实、纯洁。他再次体会到作为瑞士人的荣耀。”

我在铁力士山和皮拉图斯山上体会到了这种感受，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抽上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