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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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子现在是一本性杂志的主编。



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

文/王锋



从武昌开来的246次特快早上5点停靠北京站，天还没亮，冷嗖嗖的。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8岁那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出站口一块广告牌下站了10分钟，看看这个我从小就一直在听说的城市，然后转身回到站里，换乘另一趟车去了长春。

这次不是换乘，北京是我的目的。时间是1993年4月26日凌晨。

下了火车，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前往应聘的单位早9点才上班。我想到了天安门，全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广场。

广场离火车站不远。20分钟后我就站在广场巨大的方砖上。天还是黑。刚下过雨，地有些湿。空阔的马路上有几个人在晨练。天安门被墨色的天幕勾勒出一个轮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心里有些兴奋，还有些紧张。背着个大包，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敌后投奔陕北延安的进步青年。10多年过去，现在已经不能理解当时那份激动。但回过头看，那个兴奋、好奇、还有点紧张的早晨，确实是我整个人生一个重要转变的开始。



面试

手里攥着从《中国青年报》上剪下来的招聘广告，横竖穿过好几个胡同，9点半到了永定门外三元街17号，三联书店新址。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就在这幢名为红磨房的白色小楼三层。

负责接待的阿芳小姐漂亮干练，问过我的情况，夸张地说了句：“你怎么就从武汉跑来了？”那意思是我应该先把相关材料寄过来，经过他们选择后再通知面试。也不等我回答，就把我塞进一间小房，等候面谈。同一间屋子里，等候提审的还有六七个人。

约莫半个小时后，我被叫进另一间屋。中间一张桌子，两侧端坐着《生活周刊》第一任主编钱钢和社长陶泰忠。我先简单介绍了自己，后又很矫情地谈到对三联的热爱，和来北京工作的决心。主编钱钢一直严肃，一开口却用很诗化的语言向我介绍了《三联生活周刊》的意义，精神理念，和基本筹备情况。同时我感觉到，另一侧的人也在严肃地观察。10分钟后，陶社长以沉着的口吻告诉我：“以我们对你的初步了解，你还是挺适合这个工作的。”我赶忙坚定地点点头：“我也这么认为。”

初步面谈后，我拿到一份采访单。里面提供了6种采访对象：征婚男人；离婚男人；一个对烟酒茶有研究的文化老人；一个家里喂养着若干只小猫的宠物爱好者；一个年近40，为妻子进京奔波了8年的丈夫；还有一个我忘了。

我选择了那个宠物爱好者。半小时后列出采访提纲。然后被引进一间很大的会议室。进会议室那一刻我愣住了：一张巨大的椭圆型会议桌周边坐满了10多个人。原以为真有一个宠物爱好者接受我采访，后来才知道那6种人只是考题，其身份分别由在座的10多个编辑担当。

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个微胖有点像宠物的中年人。聊了些什么都忘了，一定跟猫有关。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座的都是北京新闻界非常活跃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扬浪，贺延光，毕熙东，胡舒立，王安，杨迎明，何志云，他们都参加了《生活周刊》的筹建。我采访的宠物爱好者就是当时的《中国工商时报》的周末版主编陈西林。 

那次面试印象非常深，这种方式我之前和之后再也没见过。限定20分钟的采访时间里，一个人接受你的采访，所有人都在一旁观察。采访结束后，是5分钟的即兴问答。那些在一旁静默多时的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扔过几个问题，让你应接不暇。更有钱钢在我前后左右踱步，冷不丁回过头来，以军人的气度劈头一问，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弄得人防不胜防。

采访感觉很糟糕，从会议室出来灰头土脸。接下来我们按要求在两个小时完成采访稿。

关在一间屋子里写稿的还有几个。阿芳不时进来为我们添茶倒水。采访不理想，心气也就减了一半。两个小时后写完稿，自己都看不下去。最后跟阿芳闲聊，谈及这次面试的缺憾和担忧。我让她去问问，能否早点给个信儿，我晚上就要回武汉了，省得老挂念。

阿芳是个好人，出去一趟，旋即返回，拍拍我肩：“我问了，你行！”人一辈子，在关键时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并不多，这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至今都还记得阿芳说这话时那口底气扎实味道浓郁的京腔。阿芳说，其实行不行，你们从会议室出来就有结果了。这帮编辑主要考察的是你给他们的整体感觉，不是很看重专业经验和文字。几年后一次跟杨浪闲聊，说到那次面试，杨浪告诉我：“那天一看到你背着个大书包，风尘仆仆迈着大步从外面走进会议室，我就觉得这小子不错。”杨浪还说，当时他们招人有一个近乎偏执的标准，就是凡大学新闻系学生一般不予考虑。他们觉得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上手快，但成长慢，别的专业学生正好相反。所以在最初确定的15个记者中，只有汪文一个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汪文后来去了《中国青年报》，实践证明她是一个上手快成长也快品学兼优的好同学。

回到那天下午。提前得到好消息，告别阿芳，从三联的小白楼里出来，心里一下亮堂了好多。不再是上午走近它时的不安和惶恐，步子和心情一样轻盈。在三联到17路汽车站不过200米的距离里，我迅速培养起对这个陌生城市的感情，以至觉得我是它，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了。



密谋

两个月后，我又来到北京。这次已经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聘用记者。

和现在很多机构招人用人方式不一样，当时生活周刊记者要提前两个月到岗参加培训。内容包括请京城名记名编来杂志社举办专题讲座；所有记者早上8点到单位集体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训练听力口语；甚至请来解放军艺术学校的专业老师给记者训练形体、礼仪，怎么走路，怎么交谈，怎么接电话……。外面都称我们是三联的黄埔一期。从三联的管理者到编辑到记者之间，都憋着一股劲，认为自己手上即将诞生一本能参与国际新闻竞争，彪炳中国新闻历史的新闻周刊。苗炜在当时的一篇作业里说，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城北的和平里穿过几十个街区到城南永定门外，好像是为策划一个惊世密谋，心里充满了快感。

我们的密谋从7月26日开始。

第一天的主谋是三联老板董秀玉。她讲课的题目是：《三联书店·三联人·三联情结》。这题目就已经极大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董总心目中的杂志“要有鲜明的三联风格”，“永远追求卓越和层出不穷的创意”。50多岁的人了，言辞中居然出现“世纪之交，该有多少值得激动和欢畅的事情啊”这样的句子，真是让人激动和欢畅。

随后是钱钢和陶泰忠讲话。他们一个沉着一个激昂，一个务实一个就虚，共同的特性是思路清晰，节奏抑扬。充斥在他们讲话中的那些“世纪意识”，“大系统观”，“商业文明”都让我这个刚到北京的外省青年耳目一新，醍醐灌顶。“我们粉碎自己来到生活，再相互粉碎铸成新我。”这哪里是讲课，分明是蛊惑，闪烁在这些40岁中年人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光芒让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老迈龙钟。那天的日记里我写到，今天才明白了什么叫生活，那就是“生机勃勃的活着”。

那段时间刚到北京，我住在西南六里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独享一套三居室。每天7点不到起床，坐16路50分钟到前门，再转17路30分钟到永定门。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还要写作业，挺累。但觉着自己每天在学习，在吸纳，在进步，“生机勃勃的活着”，很有劲儿。按理说，20多岁已经不年轻，不应该活在格言里了，可当时想着那些语录，想着那些铿锵的语调就振奋，这种青春期的励志教育对我来得晚了些。

我们26日开始的培训以每天两位编辑授课的方式进行。记得杨浪有一堂课，比他的新闻作品和版面更精彩。他把自己从事新闻事业13年分为蓝色时期（1981-1985）：理想、敬业，责任感；红色时期（1986-1989）：成熟，卓有成效的组织，是自己的颠峰；第三是迷乱时期（1989年以后）；《中国青年报》是我一直阅读的报纸，杨浪的回忆犹如星星点灯，串起了我对那几年中国新闻发展足迹的印象，也加深了对新闻本身的理解。杨浪有阅历有责任，心怀天下激情澎湃，是一个非常典型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闻战士。他说自己是一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我总是满怀敬慕和向往。杨浪谈到他对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关注，谈到一个好编辑应该充分了解所带每一位记者的知识结构，思想品德，审美趣味和可能领域，我感到一种被尊重的温暖。当他饱含深情地望着我们说，“我对在座各位投以非常强烈的情感”时，我内心真是被深深打动了。

编辑们是老师也是朋友，讲新闻更讲人生。我们那个年龄，对各种教学深恶痛绝。可几天的培训让我们觉得受益非浅。印象很深的还有钱钢，那张脸把天真的孩子气和成年人深重的责任感调和在一起，好有魅力。何况他口才那么好，我们还在一个迷信话语的年龄。当时我们记者每天要写一篇作业，随笔，论说，小说，诗歌不计。一段时间后钱钢就会对作业进行点评。记得有一次点评会，“我们从承受能力强的黄集伟开始”，钱钢开讲了：

“黄集伟是一个性能很好的发电机。可他的危险也就在这里。他在歧路上仍能把车开得飞快。”

“刘君梅是一个提着篮子上集市的妇人，鱼虾肉蛋枯枝败叶全往篮子里装。”

“王锋太冷了。没有火花，没有激情。不是冷静，是冷漠。”

“首先定题。以题带动全文感觉。”

“不要重辞令文采，这样会使真诚受到怀疑。”

“有面的时候花功夫找点，有点的时候花功夫找面。”

“冷峻理性，坦白率直，找到干净了断的周刊文体。我们不玩春秋笔法。”

钱钢洋洋洒洒地讲了4个小时，眉飞色舞，妙语连珠，嘴到意到，鞭辟入里，我们记者都觉得他真是高人。

8月16日，第一期培训快结束的时候，钱钢发言，对《三联生活周刊》做出完整阐释。

他的讲话从“GOSS”开始。这4个字母分别代表Goal，Obscale，Solution，Start：目标，障碍，解决方法，开始。“多么具有目标价值和现实美感的4个步骤啊。它是《生活》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依旧是诗般的语言开场。

随后钱钢分析了那两年报刊发展状况，剖析周末版的繁华和短命，论及了周刊出笼的背景和前途。并提出一些办刊的具体构思，如“三界共生，系统运作。”所谓三界，就是依靠新闻界，学界和出版界，系统运作，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

钱钢的阐释显露深切的历史感，一如他的写作，这也是他认识世界解释生活的方式。他深情款款地同我们一起回溯上上个世纪末的最后10年：从紫禁城的第一盏电灯到北洋水师的培训，从甲午海战到公车上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世界在骚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纪末画卷。“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加波诡云谲。人们将静候更加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变化。”钱钢最后竟然用1991，2002这两个对称年的玄学思想来解释和预测我们的旷世幸会：“对称年，非凡的美妙！”我至今都很记得钱钢兴奋坚定的神态和手势。



开练

课堂培训进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就开始实战练习。第一次大规模的采访是9月23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那个晚上。我被派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那是北京申奥国内的主会场。前两个月看雅典奥运会还在感慨，想当年，2000年奥运会还在8年之后的遥望中，转眼间2004年的奥运会都过去了，回望10年也是恍然一梦。

那次采访的封面专题《北京不拭泪》刊登在《生活周刊》第一期试刊号上。随后的一次评刊会也许值得一提。

评刊由钱钢主持。发言从记者开始。记者中居然是苗炜轰了头炮。也知道这北京少爷平日的蔫儿闷里包藏着尖损和刻薄，但他那天抱着一壶茶用眼角瞅人的姿态还是让我惊讶：“整个儿一个伪善！虚妄的责任感！”接下来逐页批驳，毫不留情，就像当初编辑们批评我们的作业。

陈虹更是从杂志定位、主旨等根本问题上提出质疑，被钱钢认为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研究生背景”。

黎争从写法上给予否定，批评刊物文字充满矫情造作的贵族气。那年7月才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黎争3个月里搬了4次家，他曾在作业里说，希望自己是双草鞋，去感受底层泥土的粗砺。

石正茂则大呼：“这刊出得可真是时候啊，让我们从天上回到地面！”

上午的评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期待已久的试刊记者们无不表现出自己的失望。因为年轻，容易被调动也容易被打击。下午是编辑评刊。观点跟上午差不多，但编辑们表述得很冷静周全，也就没什么火力了。

试刊前后那一个多月，对这本叫《生活》杂志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认识，点燃于盛夏的那团虚火基本上熄灭了。生活和《生活周刊》的状态开始从空中回落到一个不那么理想但更真实的高度。那几年，整个中国社会正以千年不遇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我们难过地发现，《生活周刊》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被期待被需要。有记者套用一段经典：生活就这样结束/生活就这样结束/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唏嘘……

《生活周刊》给我在北京的生活确定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尽管其中埋藏有太多的遗憾和蹉跎。对《生活周刊》我依旧充满热爱，对它的未来我还是怀有热望和信心。只是我不再继续亢奋在虚妄的想像中了。试刊之后，按要求我们每人写了一份总结。总结里我写到：“……尽管遇到诸多不测，尽管可能有更大的困难潜伏在将来，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明天的《生活周刊》会是最好的。只是那个目标比我们比想像的要远，那段路比我们预计的更难。”

1995年，朱伟之后，历经磨难的《生活周刊》终于正常出刊。



1999年，我离开《生活周刊》。随后几年跟《生活》时有接触，总在关注它的每一步变化和成长。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用《生活》的概念观察和评判我们。《生活周刊》像胎记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印记。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飞机上读到朱伟为《乐》杂志写的一篇有关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他用滤去了水分的锯木来表达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说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我好生感慨。一是为卡氏的琴声，二是为我认识的这个人。想到《生活周刊》这本杂志10年里经受的艰难和压力，一定也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