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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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看，春树是个坏学生，张悦然是个好学生。春树喜欢北大，她在离北大很近的一所职业高中上学，但念到一半就退学了，“我实在受不了学校的那股愚蠢劲，其实学校里有好几个老师都挺好的，她们能理解我们，但好的老师也会被体制同化。”退学之后，她在家里开始写小说——《北京娃娃》。
张悦然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2000年1月，她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得到了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我想学法律，毕竟女孩子学纯粹的理工科太累了。不用参加高考，我就疯玩了几个月，考了一次托福，成绩不太好，570，可后来教委又有文件下来说，只有理科的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才能被保送，其他一律取消，这不是戏弄人吗？”
张悦然于是重新准备高考，2001年夏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一个法律与英语的双学位班。“因为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否则我可以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但很快，她得到了另一个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济南招生，她参加了考试——数学、物理、英语，三门过后是面试，她说，实验中学是以理科为特色的，谁要是去上文科班就好象是笨点似的，所以她一直理科生，现在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三年级学生。
张悦然准备高考的时候，春树正在写她的小说。“我们家里就一台电脑，我和我弟弟要抢着用，写小说写了一年，等出版又等了一年，我都18岁了，在家里无所事事，吃父母的，肯定和家里有矛盾、吵架。我那时侯真穷，穷得连上网吧的钱都没有了，我就发誓，在我20岁之前我一定要挣到100万。结果到我20岁的时候，我真有100万了，这就是奇迹。”
春树第一次“有钱的感觉”来自于王府饭店的购物经历，她看上了一双高跟鞋，4000多块，不舍得，与她同行的是购买了《北京娃娃》电影改编权的一位制片人，他对春树说：“买下来，4000块不算什么，以后，就算是4万、40万的东西你也会买的。”这个在山东农村度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姑娘说：“我从农村到北京，并不觉得自卑，家里是穷，小时候也曾一年就有一件衣服，有了钱，我就给家里买了房子，给老家的姥姥和姨盖房子，再存一些钱。现在我和我父母一起住，我想我以后会真正的独立，会离开家，那在此之前我想和父母好好过上一段时间。”
春树在她的小说中讲述了她与妈妈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她要去开封参加一个地下摇滚乐的庆典，妈妈不让她去，而她坚持要去，最后是妈妈陪她一起到了开封，她本来想在那里呆上一个月，但三天之后决定离开，因为那里的演出不好看。
“我有一个好妈妈，我小时候在农村，我爸在北京，有好多年都是我和妈妈一起生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即使我几天夜不归宿，他们只要看到我好好的回来了，也不会骂我打我。唯一的一次，我爸打了我一巴掌，就是‘9·11’那天，我和我弟争遥控器，这么点小事，他给了我一巴掌，我就到厨房拿了把刀出来，后来我就跑到外面的酒吧里去，后来就是所有人的电话都响了，说美国那里撞飞机了。”
春树混迹于地下摇滚圈子、感受到她的愤怒之时，张悦然在校园里开始她少女的忧伤。她还记得初三时的语文课本，她总会翻到柳永的词《雨霖铃》那一课，心里想什么时候才会讲到这一课呢。真讲到这一课的时候，老师并没有认真讲解，只让大家读一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课有改革，一周内总有几节课的时间是在学校阅览室里进行，上课就是看书。那时候，她读到了卫慧、棉棉、周洁茹的小说，她说：“我当时就觉得卫慧的文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大学里科班出身，相比之下，棉棉的文字就差一些。后来我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并不觉得惊讶，因为我周围也有那种软绵绵的男生。”
她指的是高中的一个男同学，在她的某一篇小说中，她以“小野”称呼这个同性恋同学——小野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生，给他写情书，结果那男孩把情书当众朗读了一遍，小野自杀了一次，后来又给张悦然写了封情书，“他想借此摆脱他的危机。表明他也可以爱一个女孩。”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在家里找到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看完了就觉得非常美。等上了中学的时候，性在我们几个女生中是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友，我们两个个在初二的时候商定，要在同一天完成我们的第一次，我们要到一家酒店去，我和男朋友住一间，她和她朋友住隔壁，要有白色的棉布床单，要有红色的玫瑰花瓣，可到了初三，她违背了这个约定，她和她朋友去了一家旅馆，第二天她跟我说，没有白棉布、没有花，旅馆太脏了，太疼了，她一直在流血。我就带她去商店买红枣，就觉得红枣是补血的，吃完就好受点。我总记得那个白茫茫的早上，我和她在商店门口等着开门。我还陪过别的同学去堕胎，有个女孩子，喜欢追男生，她管我借300块钱去堕胎。后来我有一个担忧，就是怕我老了之后还是个处女。我的第一次不疼，也没有流血，我觉得生活欺骗了我。当时我买了一种避孕药，记得隔12小时要吃第二粒，我第一粒是在下午5点吃的，结果夜里就不敢睡觉了，凌晨5点还要吃药呢。”
张悦然的小说中几乎没有性描写，“我不知道怎样去写。” 她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假想过她的读者会是有“幼齿”喜好的男人，“不过，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相对的，男人喜欢洛丽塔，而我最近的小说里，也出现了好多小女孩和老男人的故事，有恋父情结的人。”
21岁的张悦然很从容地谈论着“情结”、“故事的内核”“迷恋文字”，她看库切、阿兰·德波顿这些最流行的小说，她还看时尚类的杂志，“因为想让自己好看”。她想在大学毕业之后能以写作为生，她回忆她的少女时代，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小说：“我那时候有个男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卫生委员，我们要查各个教室的卫生，所以总是比较晚才回家，他的睫毛特别长，放上去一根棉签都不会掉下来。其实我还喜欢一个男孩子，他在日本呆过几年，所以有大男子主义，我们两个总是吵架，我是班干部，总说他扰乱秩序要送他去老师的办公室，去办公室要走5分钟，这段路上，他总能说服我，让我放他回去。我喜欢这个游戏，送他去再放他回来。”
张悦然的小说《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的印数都没有超过10万，与另一些红火的少年作家相比并不多：“出版社也会暗示，该做的宣传我们都做了，发得不多还是内容的问题。有的相熟的编辑说，看我小小的年纪就要应对这个商业社会，怪可怜的。”
与张悦然相比，春树显得很孩子气，她的话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富有跳跃性：“我想写一本关于文革的小说，可能因为我喜欢军装吧。要是再来一次文革，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作风问题，我还上过《时代》，里通外国。” 
记者追问：“在这几年，能称得上是你男朋友的、在你生命中留下印记的有几个？”春树回答：“5个。”吸了一口烟，说：“3个”。再吸一口烟，她说：“就1个，但是我不愿意和他再有任何联系，不想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对于未来的男朋友标准，她说，起码要自己能养活自己，不要相差3岁以上，对于30岁，她这样展望：“我希望在30岁之前能到一些地方去旅行，如果能结婚，就结一次婚。”
让6月底才满21岁的春树去设想30岁也许还太远了些，她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在哪里开她的生日大PARTY，一个备选的地方是猜火车酒吧，经常有一些诗歌朗诵会在那里举行；另一个地方是凯宾斯基饭店，她想请朋友们在那里大吃一顿，她的随笔集即将出版，拿到版税自然要请客吃饭。
春树主编了《80年代诗选》，自己掏钱印了几百本送朋友，她曾经为一次诗歌朗诵会专门买下一件1万块的MaxMara红色礼服，她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说中年人才喜欢巴黎，她喜欢美国，也喜欢美国电影，直截了当。她说她很快就要到美国去，9月份就会去读书，先念6个月的语言，然后可能去学哲学，“我喜欢萨特，有些东西我看不懂，可有些话我觉得就是替我说出来了。学哲学，因为想知道活着是为什么”，她轻松地笑起来，好象已经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