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粗糙的粮食

    200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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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北京的大街小巷里有很多铁皮屋子,用作饭馆和发廊,我家附近就有一排,我经常光顾的一家是个卖肉饼的。烙饼、收钱全是一个小姑娘干。我和我女朋友两个人去吃肉饼,一张不够吃,两张吃不了,那小姑娘说,我给你们烙张大的不就行了。肉饼4块钱一张,她弄出的“大号”比原来的足足大一半,还是收4块钱。后来小姑娘的肉饼铺关张了,我总歉疚地想,全是我给人家吃的,那么大的肉饼才卖4块钱,肯定要赔。

    肉饼铺子旁边是个卖山西刀削面的,一口大锅,面熟了捞上来浇一勺肉汁,其实就是酱油汁,有点碎肉而已。保证够咸,要不然对付不了那一碗面,一块五一碗,我也经常去,一碗面一头蒜。后来我去山西吃到了正宗的刀削面,连吃三碗意犹未尽。新街口附近有个“老字号”是卖炒疙瘩的,路过的时候我就去吃,据我观察,北京的吃,全是为劳动人民准备的,顶时候,一碗面疙瘩下肚,5个小时不会再饿。卤煮火烧也是这意思,有火烧,有豆腐,有肉,有下水,有汤,能吃一碗卤煮就算改善伙食了。早上起来吃肉包子和炒肝,体力劳动者最需要这么油腻的东西。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低年级的女生来找我讨论文学,我请她到食堂吃饭,那里有两分钱一个的贴饼子,我就买了4个。那姑娘对着贴饼子就没兴趣谈论文学了。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挣了20块钱,要请客,另一个家伙出主意,要去吃涮羊肉,我劝他们,20块钱不够吃涮羊肉的,不如去吃羊肉泡馍。那两个四川小个子就让我带他们去吃羊肉泡馍,西安饭庄的羊肉泡馍,在我看来简直是极品美味,可这两个小子都剩下了大半碗,抱怨我没把20块钱花对地方。

    多年之后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说的是:我喜欢你的鼻子,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可惜我没钱,要不我就会说,老板,这个猪头切一半给我。这也让我想起一次郊外旅行,我在某个县城的街道上第一次看见猪头,它黑黑的,立在案板上,似乎还骄傲着昂扬着,我和它对视良久。对于这些粗糙的粮食,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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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是我们这代人的青年导师:没见过光荣只保留梦想京文唱片在去年11月发行了一张名为《呐喊》的双张CD,乍一看就如同大多数摇滚拼盘一样,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收录了崔健创立的七合板乐队在1985年,用绚丽的和声来翻唱《卡斯保罗集市》,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是如何被轮回乐队金属摇滚化的,也很难发现唐朝乐队《太阳》的前身《粉雾》是如何走上当年那著名的“90现代音乐会”的。实际上乐评人们并没有如获至宝的感觉,颜峻慢条斯理的说那些是摇滚老爷子们了,王晓峰则干脆要把CD送人。而对于80年代还在听小虎队的大多数人孩子来说,那就是历史。这种感觉与今日读再版的《光荣与梦想》是那样的相似。鳄鱼邓迪的扮演者保罗·霍根是《光荣与梦想》的推崇者之一,他评价道:“所有这一代的读者能再次回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但谁是跟鳄鱼邓迪同时代的人呢,至少8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的4册版本翻阅过的人并不多,我也仅仅是对1968年产生浓烈兴趣的时候才去图书馆翻阅过,远非许志远那样故意缴纳10倍丢失补偿金来收集老版本的《光荣与梦想》来的疯狂。就如同阿瑟·A·伯格在写《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时说的那样,“没有经历真相不要紧,可以通过分析和回忆来重温现场感,但是那种新鲜扑面的犯罪感,只有第一次接触才有”。实际上重印版本确实难以调起阅读80年代第一版时那种启蒙感,更多追捧重印版的人嘴上会大谈从《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那里得到新闻感,同时获取了一位美国内部人士用文字方法对历史的纪录。但是对于重印版本的大多数购买者而言,他们所需要的实际上并不是《光荣与梦想》本身,而是一种对于80年代文字记录时代的眷恋。这时你会发现,《阿甘正传》在故事性上比《光荣与梦想》更有想象力。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光荣与梦想》这本书。纽约市卫生局当年统计的在1932年每天只吃一顿饭,90营养不良的儿童们,现在已经陆续作古了,不知道这与童年的营养匮乏有无关系。1938年10月30日,坐在大瀑布式落地收音机前听威尔斯“直播”火星人入侵地球广播的人,不知道还有几位看到了最近火星探索者的登陆。而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山谷与姑母驾驶教练机,第一个发现日本机群的小乔纳森,此后不知是否成为了合格的飞行员。当麦克·阿瑟的儿子跟随父亲在1951年4月20日纽约经历280万人的欢迎时,他可曾想过他眼前的一幕将是老兵时代最后的辉煌。所有人都关心艾伦·韦尔什·杜勒斯从1953年到1961年担任中央情报主任的时候,那些冷战故事的真相到底如何。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引发种族隔离制度坍塌的那几位黑人大学生,毕业之后到底做了点什么呢。1968年被派往越南的肯·肖恩是不是也同大多数退伍兵一样此后陷入人生危机。尽管这些仅仅是威廉·曼彻斯特对于细节记录的一部分,但是这只代表《光荣与梦想》所达到的文字高峰。雷蒙·威廉斯在他的《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中写道:“自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始收录电视片来记录档案了,文字工作者们被他们的传播语态抛弃了。”尽管雷蒙·威廉斯在说此话之前,《光荣与梦想》还没有出版,但是面对纪录片和CNN模式,电视毫不留情的压制了文字写作。就像孙玉胜所写的那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目睹了一次次的‘技术事件’造成了新的电视理念,从而深刻影响着媒体记录发展的进程。”90年代的互联网前沿分子,网景公司创始人吉姆·克拉克(JimClark)也对《光荣与梦想》颇有感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威廉·曼彻斯特,因为网景给所有人带来了浏览器,在互联网上书写《光荣与梦想》,要比去图书馆查资料容易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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