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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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1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是“第二次海湾战争”，里面最大篇幅的却是一个专辑，为“改变世界的80个日子”。1923年的3月3日，第一本《时代》周刊面世，到今年3月，这本杂志刚好度过80岁生日。3月31日的杂志又是一个纪念版本，伊拉克战争也许会和80年来的许多重要日子一样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 

总有人喜欢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历史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翻看《时代》多年来的许许多多封面，对宗旨呀理念呀这些词真有些腻味。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是，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能老老实实的办80年，就了不起，能80年按一种价值观说话，能较为公正的记录历史，就了不起。如果这报纸或杂志也有人格，那它怎么可以10年前说成是红的事，10年后又说成是黑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历史感的地方，100年前的事情说不清楚，100年来的事情也说不清楚，向来就罕见一个媒介能担负起“给历史写初稿”的责任。报纸杂志都把自己打扮成新鲜出炉的样子。偏偏美国人，历史没多长，却总要显出一副深邃的样子来。《时代》向来喜欢显示历史感，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版“1776版本”，封面人物是托马斯?杰弗逊，封面标题是“独立”，就好象是一本印发于1776年的杂志似的。 

1923年的3月3日的那本《时代》创刊号，如今的收藏价格是1000美元。那期封面是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坎农，封面故事只有一栏的文字。当时《时代》确定的文体就是简洁，据说每篇文章不过400字。布里顿?海登和亨利?卢斯创办这本杂志时的想法是“历史是复杂的，生活也是复杂的，但讲故事的规则是简单的。”后来有统计，30年代，《时代》封面故事的文字平均为2000个（英语单词），40年代上升到3000个，50年代达到4000个，60年代到80年代，封面故事超过6000字，90年代之后降为5000多字。这个统计在新闻学上有什么意义我并不知道，只是咱们这里的记者动辄写篇3000字稿子或者万八千的大稿子，让人望而生畏，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如此絮叨。 

布里顿?海登没来得及看见自己的事业大获成功就死了，据说这个爱喝酒的家伙给《时代》带来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腔调。不过，这样的总结总是令人生疑的，什么叫“玩世不恭”？写文章的时候加两句俏皮话？就像有人评价某本杂志是“小资”的、某本杂志是“雅皮”的，似乎整出了个概念就能说事。这样把事情简单化倒符合讲故事的规则，谁都喜欢。海登和卢斯这两个年轻人打造传媒帝国的故事毕竟是激动人心的??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完成学业后在欧洲游历，把头脑中的想法写成一份计划书就开始募股，并且为自己保留了大部分股权。卢斯是在25岁开始这项事业，32岁的时候成为百万富翁。前几年的网络热潮，许多人的梦想也不过如此，有个想法，找投资，赚钱。可惜并不是所有想法都能换成钱。 

简单的看，卢斯是靠着某种理念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这是文学青年最喜欢的诠释。没钱没环境都不要紧，咱们不缺的就是理念，就是市场定位之类。至于“时代”怎么慢慢发展成为“时代华纳”，又怎样成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则是另外的商业故事，与卢斯无关。 

《时代之眼??亨利?卢斯传》，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赫斯坦，南加州大学的历史教授。书的开头写的是1940年7月25日卢斯来到白宫会见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还没有参加二战，而卢斯一贯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他通过自己旗下的多种媒体鼓惑民众，当然他最想说服的是总统本人。把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是好故事的开始，这会抬高传主的作用。不过，在序言中，作者罗伯特?赫斯坦已经明确的表示，卢斯是一个有“上帝情结”的人，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10个月，他发表《美国世纪》一文称美国是一个大国，其作为或不作为都会影响到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美国应该输出粮食、技术、“自由”、“正义”和现代文明到受暴政、邪恶侵凌的世界。 

1945年3月5日一期的《时代》杂志刊登出一篇寓言性的文章，这篇题为《屋顶魅影》的文章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的里瓦迪亚宫开会，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幽灵也出现在里瓦迪亚宫的屋顶，像兀鹰般注视着底下的外交交涉。尼古拉二世骄傲的把斯大林与彼得大帝相比，夸赞斯大林把俄国的势力伸展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功在祖国。这篇寓言宣称两种信仰在争锋，善与恶在对决。在这篇文章刊登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去世。 

亨利?卢斯一直不喜欢罗斯福，《时代之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1923年8月，也就是《时代》创刊刚刚半年的时候，卢斯收到一位住在哈德逊流域、有钱的纽约客的来函，刚患上小儿麻痹症在家修养的罗斯福在信中提醒卢斯，《时代》追求简洁之时，“却对发生的事件做出未曾全然合乎事实的说法”，罗斯福批评《时代》爱用典故，误导读者。当然，这个未来的总统对杂志是充满善意的，他希望杂志发行量能上升。卢斯并不承认他有意扭曲新闻，但在40年代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他的确直接或间接的扭曲了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卢斯有这样一个观点，新闻记者的确应该报道真相（Fact），编辑则需要刊发真理（Truth），如果真相与真理抵触，真相必须退让。也就是说“新闻先讲真理，真相不过其次”。 

《美国新闻史》一书记载，卢斯和他的主编们不伪称恪守新闻客观性这一普遍的概念，他们认为那是神话。《时代》宣称，它不想做到不偏不倚（Impartial），而宁可把“公正”（Fairness）作为它要达到的目标。在《时代》纪念创刊25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偏不倚与公正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在对他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进行分析时，是有‘偏向的（Partial）’，他只要不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歪曲事实，只要不隐瞒说明一个不同观点的事实真相，他就是公正的。” 

《时代》首创新闻周刊类杂志和封面故事的概念，此外还有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的做法，也就是刊发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有统计说，在《时代》最初的2700多本杂志中有2200本是以人物形象做封面的。在此基础上，《时代》自1927年开始的“年度人物”评选也成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标尺。 

在卢斯的新闻思想中，最受诟病的就是所谓“真相与真理”。集体匿名制度，或者说群体新闻学，曾经被《时代》坚持了许多年。卢斯要求记者只写出新闻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来决定一切。这样一来，整本杂志都是围绕卢斯的思想运转，赞扬这种做法的人称：“一本杂志就是主编伟大人格的延伸。”不过这句话用作拍马屁比较合适，用于实际操作就不一定好使。 

尽管《时代》带有鲜明的自己的意见，但这本杂志很少发表社论（Editorial）。他们认为杂志的第一篇社论是1973年要求尼克松总统辞职的文章，这是创刊50年后的事情了。 

1998年5月4日的《时代》杂志是创刊75年纪念版，在这一期的杂志上，纪念文章的开篇这样写到：“一本杂志是一个活物。”是的，它的创办者已经死去，阅读他的传记并不比阅读科学家、商业精英或政治人物的传记能获得更多的教益。《时代之眼??亨利?卢斯传》里的卢斯很像一个三流政治家。每周，全世界有500万订户会拿到新一期杂志，随便翻一翻，遇到重要事件会仔细阅读。这本杂志自身的一些细节也许比卢斯的婚姻状况更好玩。 

在1998年5月4日的那本杂志中，《时代》公布他们有史以来卖得最好和最差的10本杂志，1997年9月15日的“戴安娜王妃”夺得冠军，在美国零售出118万本，之前一周的“戴安娜去世”是第二名，卖出80万本；第三名是尼克松辞职，卖出56万本；第四名是约翰?列侬去世，卖出53万本。而卖的最差的“黑人文化”、“核安全”等等，不过在10万到11万左右。另一个有意思的数字是，1973年的一个封面报道??“巴黎最后的探戈”，收到12191封读者来信，可见那部电影在当时引发的争议。不过，在“时代”随后出版的“75年纪念册”中，收到最多来信的变成了“1980年度人物霍梅尼”，达到14081封。鬼知道他们统计的哪个才准确。 

“时代75年纪念册”可以看作是这本杂志的一个传记，一些出现在1998年5月4日杂志上的文章也出现在这本书中，比如当时的总编辑写的“卢斯的价值观??那时与现在”，文章说，当年卢斯创办杂志“是因为没有一种出版物能适应忙人的时间，使他们费时不多，却能周知世事”，现在更是一个信息泛滥的年代，75年来这本杂志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再是剪贴上周的新闻做文摘工作，但我们依旧相信“世界是圆的”并且“对新东西感兴趣”，这两条是卢斯办杂志的宗旨。 

卢斯死后，有人称赞他是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而他的夙敌??另一个出版大亨赫斯特说，《时代》无疑是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新闻事业。两个评价，一个对人，一个对物。另有一位大学教授说卢斯是教育家。当然，他还是消费主义的先知，是通俗文化的创造者。 

亨利?卢斯，这个生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儿子，一辈子都想“救中国”，他的父亲认为，美国人必须启迪中国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卢斯却把这个任务推广到全世界，他为这个目标干了40年。这两年中国兴起媒体热，关于美国人的新闻故事一下子多了起来。《纽约时报》是怎么办的，《华尔街日报》是怎么办的，谁是“掌权者”，谁获得今年普利策奖了，都有比较详细的咨讯。《如何成为顶尖记者》这样的美联社写作手册，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职业规范，各种去美国大媒体取经的文章也颇有销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亨利?卢斯无疑也是具有偶像意义的，当年他说救中国舍我其谁，现在我们的媒体现代化之路要向美国样板学习，这倒是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