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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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这样劝导那些死亡学生的家长——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追究建筑质量问题，再进入司法程序，“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国家和民间的救援与关注的确营造出了一种“动人的气氛”，国家暂时把民众的生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我相信，正是这种“动人的气氛”给那些死亡学生的家长以信心，让他们在原本缺乏正义的社会里、在丧失子女的悲痛下祈求正义。但一场灾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器对个体的蔑视。如果以数万人的尸体只衬托出一个国家的“面子”，一种高效率制度的威信，则更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残酷，“常有这样的时代，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头、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而建设。”

1973年，法国汉学家魏丕信，在东京发现方观承的《赈纪》一书，他由此开始了对于中国官僚制度和荒政问题的研究。方观承，曾经担任直隶清河道，官至直隶总督，“督直隶20年，皆掌治水”，他治理的永定河曾是北京的水源，也是洪水的威胁来源。《赈纪》一书则是一部官方文书汇编，翔实的记录了1743年到1744年直隶饥荒期间官方的活动。魏丕信以这本《赈纪》为起点开始研究，其成果就是《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作者在前言中说，1980年此书法文版出版，对于改变一些西方史学家对中华帝国及其官僚政府的管理才能和实际运作的评价具有重要影响。他说：“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皇恩的称颂，以及对于赈灾成效的称颂，并不仅仅是炫耀式的空话：这是符合现实的。而且，这种现实所体现出来的，是以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经有关官僚机构付诸实践的相当复杂、技术性相当强的运作。”

我是在地震三周之后开始读这本书，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大家都说“要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诗人说“相信未来”，我想补充一点是“相信历史”。我们曾经遭遇过那么多饥荒和灾难，都挺了过来，那么眼前这场地震也难不倒伟大的中国人民，“相信历史”可以加强这种信念，但同时也是一种逃避，逃避那种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感，那份茫然。